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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與體育強國建設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快推進體育強國建設。建設體育強國是進入新時代的中國體育面臨的重大戰略任務,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需要(國家體育總局,2019)。隨著國家治理現代化和體育治理現代化的深入推進,法治在體育強國建設中的作用與地位日益增強(于善旭,2014)。關于法治與體育強國建設的關系,《體育強國建設綱要》(國辦發〔2019〕40號)從3個維度進行了闡釋:1)體育強國建設的指導思想之一為“依法治體”,意味著法治形塑了體育強國建設的頂層設計思路;2)體育強國建設的政策保障之一為“推進體育領域法治和行業作風建設”,意味著法治為體育強國建設提出了制度化的工作要求;3)體育強國建設的重大工程之一為“提高體育市場監督管理法治化水平”,意味著法治直接成為體育強國建設的重要內容。無論從宏觀、中觀還是微觀的層面,法治都是體育強國建設的關鍵一環。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于2020年5月28日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體育強國建設將進一步獲得助力與保障。

從《民法典》與體育的價值契合論述《民法典》與體育強國建設的關聯,以及如何進一步推動并保障體育強國建設,以體育強國建設的三大關鍵領域——全民健身(學校體育納入該部分)、競技體育和體育產業出發,分別論述《民法典》帶來的影響,并就《民法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以下簡稱《體育法》)修改的銜接提出建議。

1  《民法典》與體育的價值契合

   編纂民法典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重大立法任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設部署。我國《民法典》體現了對生命健康、財產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嚴等各方面權利的平等保護(新華社,2020),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礎性法律,也必將成為體育治理現代化和體育強國建設的核心推力。從內在精神看,《民法典》對人的生命健康權設置的至上地位與體育的價值理念完全契合。從外在形式看,《民法典》直接標明“體育”的條文有2處(第260條和第1198條),直接處理體育活動糾紛的條文有1處(第1176條)。在人類民法文明的發展史上,體育從未缺席。

1.1  羅馬法史的證明

羅馬法史的考察已經證明,作為人與人交往方式的競技活動的出現,必然伴生著對規則的渴望(趙毅,2017b)。體育自治作為私法自治的表現,蘊含了最早的民法因子。羅馬時代第一個成文法《十二表法》第27條規定:“社團的成員,只要不違反公法,可隨意訂立其組織的規范”(徐國棟,2019)。體育領域的私法自治促進了羅馬體育社團的繁榮,到公元前1世紀,已經出現了綠、藍、紅、白四支職業馬車俱樂部,引發出作為奴隸的馬車手在獲取勝利后得到自由身份、職業馬車手與車隊的簽約和獎金分成、轉會等諸多民法問題(菲克·梅杰,2014)。

體育傷害的歸責問題在東羅馬優士丁尼大帝組織的人類文明史上第一次民法典編纂活動中得到了系統討論。在優士丁尼編纂的《市民法大全》中,體育活動的免責基礎獲得了詳細討論:D.9,2,52,4規定,如果觀眾因觀看比賽意外受傷,參加比賽的加害人因為沒有過錯而不會導致賠償責任產生;D.9,2,7,4規定,在一些特定的具有危險性和對抗性的公開比賽中,一個人也無需為殺死或傷害另一個參賽者的行為承擔侵權責任(Watson,1985)。這些條文成為我國《民法典》第1176條自甘風險規則的直接淵源。

   羅馬法學家討論了體育活動傷害免責的正當性基礎,基于勇敢拼搏、贏取聲譽的運動哲學,甘冒風險參與體育競技將阻卻傷害帶來的違法性(趙毅,2017a)。這是民法典對體育價值觀的承認,折射出體育活動在市民社會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市民法大全》中的C.J.10,54(53)和D.27,1,6,13進一步從主體視角延伸,規定獲得特定賽事冠軍的運動員可以獲得某些特殊地位,比如免稅或免監護義務(趙毅,2017b);I.2,1,6又進一步從客體視角延伸,競技場與露天劇場各自作為滿足市民身體需求與精神需求的場所,成為物的分類中團體物的重要標志(徐國棟,2011)。

1.2  身體哲學的呈現

對身體觀念的發掘、理解與展開構成了《民法典》與體育價值契合的重要表現。身體的歸屬在我國被認為具有流轉性和歸屬性,禮法約束了歸屬權的行使,使得身體的歸屬狀況成為一種政治與倫理符號(方瀟,2009)。近代以來,去國家化、去倫理化身體觀的發展,促進了身體的生命權力和個性的張揚,構成了社會行動與體育運動聯系的紐帶,體育的價值由此實現了從教化身體向解放身體、發展身體的方法論轉向(張大志,2017)。

在支配本次《民法典》編纂的新人文主義民法觀視角,“人在走向外部世界開展各種活動之前,首先得整理自己”(徐國棟,2001)。《民法典》人格權編特別是其中“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專章的規定,體現了個體化社會體育身體觀的生成邏輯,彰顯出對個體自由與自我實現的尊重,人的生命權的回歸,身體解放和體育的自我實現身體觀的催生。《民法典》有關“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嚴受法律保護”(第1002條)、“自然人的身體完整和行動自由受法律保護”(第1003條)、“自然人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護”(第1004條)的規定,是對《“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的“人民健康水平和身體素質持續提高”要求和《體育強國建設綱要》提出的“全民族身體素養和健康水平持續提高”戰略目標的直接私法回應。

2  《民法典》對全民健身的促進與保障

《體育強國建設綱要》要求,落實全民健身國家戰略,助力健康中國建設。在全民健身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群眾體育發展內生動力增強、覆蓋城鄉比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基本形成的背景下,《民法典》將進一步發揮對全民健身活動的促進和保障作用。

2.1  全民健身場地設施權屬的保障

對于開展全民健身活動必不可少的場地設施,《民法典》通過物權編的規定,有效明晰各類體育場地設施的權屬。《民法典》通過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私人所有權和業主建筑物區分所有權的不同制度供給,為各類體育場地設施建設、使用、收益和流轉提供了產權保障。值得一提的是,《民法典》在第260條第3項明確規定,集體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包括“集體所有的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等設施”。集體所有制經濟是我國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在《民法典》物權編就是集體所有權,指集體組織以及集體組織全體成員對集體財產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將體育設施明確為集體所有權的客體,為進一步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第35條設定的“國家重點增加農村地區……體育健身活動等公共文化產品供給,促進城鄉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義務提供了抓手。

2.2  全民健身場所安全保障義務的厘清

對于在各類體育場館、場地設施開展的全民健身活動,《民法典》明確了安全保障義務的要求。根據《民法典》第1198條第1款,體育場館等經營場所、公共場所的經營者、管理者以及各類群眾性體育活動的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這對各類全民健身活動管理者、組織者開展活動提出了規范化、制度化要求,特別是應當強化安全生產責任制度,建立突發事件應急預案,提供應急處置措施操作指引,最大程度預防安全事故的發生。在場地設施的硬件和人員配備上,應當保障建筑物、配套服務設施設備的安全可靠,有國家強制標準的應當符合強制標準的要求,沒有強制標準的,則應符合行業標準或者達到此等經營場所需要達到的安全標準;配備必要的消防和其他配套設備并及時維護;配備足夠的、合格的安全保障人員。在體現服務水平的軟件上,要對不安全因素予以提示、說明、勸告和協助;對公共設施定期消毒,避免傳染病傳播。

《民法典》是保護全民健身活動開展的重要依據。如果相關單位已經盡到了安全保障義務的要求,意外傷害仍然發生,按照《民法典》的規范指引,管理組織方將因不具有過錯或者損害發生與管理組織行為不具有因果關系,而不需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2.3  特殊人群開展全民健身活動的指引

《民法典》平等保障各類主體開展各類民事活動的權利,將為未成年人、殘疾人、老年人等弱勢群體獲得全民健身服務提供制度供給。實踐中一些公共體育場館特別是游泳場館出于安全擔心,禁止70歲以上老人進入場館鍛煉或僅對老年人有條件開放(如需要體檢證明、購買額外保險或家人陪同等),違背了《體育法》第16條關心支持老年人參加體育活動和為老年人參加體育活動提供方便的原則。從私法自治的視角,對老年人予以充分風險告知并簽訂責任書,提供發放專門標志泳帽等服務,加強設施防護和監控,更有利于回應老年人的健康需求。殘疾人體育權利的保障也同此道理。

對于青少年在學校體育中頻發的傷害問題,《民法典》第1199、1200條提供了具體的規則指引:如果8歲以下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發生體育傷害,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需要舉證證明自身提供了足夠的教育、管理職責,否則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但對8歲以上的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因為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識別能力,學生或者學生的監護人應先承擔舉證責任。如果傷害不是因為學校未盡相當的教育、管理職責引發,學校不應承擔賠償責任,也不應基于公平責任分擔損失,否則,將極大挫傷學校開展體育教育的積極性,不利于學校體育教育的開展。3  《民法典》對競技體育的促進與保障

在競技體育領域,體育強國建設對完善舉國體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競技體育發展模式和職業體育發展提出要求。《民法典》的出臺,將為運動員產權機制的分配、單項體育協會改革和職業體育治理奠定堅實基礎。

3.1  運動員人力資本利益的實現

高水平運動員是一國競技體育力量的重要標志。《民法典》雖然未對運動員主體地位進行單獨規定,但尊重行業慣例,運動員因附帶人力資本屬性而成為一種具有特殊地位的民事主體。就我國的現實情況而言,有些運動員成長于舉國體制,國家投入巨大;也有運動員在改革背景下由政府和社會資本共同投資培養;只有極少數市場化的運動員(王茜等,2019)。就前兩類運動員人力資本的開發和利益歸屬,長期存在爭議。

對于國家隊隊員是否可以代言商業廣告的問題,原國家體委《加強在役運動員從事廣告等經營活動管理的通知》(體計財產字〔1996〕505號)和國家體育總局《關于運動項目管理中心工作規范化有關問題的通知》(體政字〔2001〕46號)等文件均要求需經過批準,不得私自而為。2006年國家體育總局頒布的《關于對國家隊運動員商業活動試行合同管理的通知》(體政字〔2006〕78號)中的變化,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運動員廣告代言簽約權的承認和對既有商業廣告合約的尊重(姜朋,2017)。盡管如此,國家游泳隊2011年制定的《國家游泳隊在役運動員從事廣告經營、社會活動的管理辦法》仍然規定,運動員未經批準與商業推廣單位或企業簽訂的協議無效。這些限制有違基于《民法典》第5條自愿原則形成的合同自由精神,但也需客觀認識到,任何自由都是相對的,競技體育的特殊性要求客觀看待國家在高水平運動員培養過程中的特殊投入。在我國競技體育發展方式轉變的背景下,競技體育發展中的不同主體具有不同的核心利益追求,相互之間的利益沖突與博弈成為一種常態化的社會現象(辜德宏,2016)。因此,通過合同磋商,合理分配利益各方權利義務,更有利于達致共贏。在此類合同中,一是需要有效保障運動員利益,二是不能出現《民法典》第497條規定的排除或限制運動員主要權利的格式條款。

3.2  單項體育協會改革的促進

單項體育協會改革是近年競技體育領域改革的重點內容。改革的核心是實現單項體育協會的去行政化和實體化。《民法典》的頒行,將進一步為此項改革提供制度保障。《民法典》總則編法人章把法人分為營利法人、非營利法人和特別法人,體育單項協會屬于非營利法人中的社會團體法人。從民法上鼓勵市場交易活動的角度,不應對非營利法人的“非營利性”進行機械理解,而應承認甚至鼓勵包括了單項體育協會在內的非營利法人的經營活動權利。非營利法人與營利法人的區別,并不在于是否能夠從事經濟活動,而在于最終是以營利還是從事其他公益事業為目的(《商法學》編寫組,2019)。按照《民法典》第87、95條的規定,只要單項體育協會不向會員分配利潤,在終止時不向會員分配財產,將所得用于維持該項體育項目事業發展,單項體育協會開展各類投資、交易、服務等經營活動就是合法合規的。

3.3  職業體育規范治理的指引

《體育強國建設綱要》對于職業體育治理提出了明確要求,特別體現為職業體育俱樂部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和體育經紀人制度的建設。

《民法典》對于職業體育俱樂部加快轉型為現代企業提供了充足的制度供給。職業體育俱樂部既可按照《民法典》第76條規定選擇作為營利法人成立,也可按照第102條規定作為個人獨資企業或者合伙企業成立。無論作為何種主體形式,都需要按照《民法典》的規定建立規范和現代的治理結構。若作為營利法人成立,俱樂部應當采用公司制,并按照《民法典》第79—86條的規定制定法人章程,設置權力機構、執行機構、監督機構三分的內部治理模式,俱樂部投資人不能濫用出資人利益損害俱樂部或者其他投資人利益,也不得濫用法人獨立地位和出資人有限責任損害俱樂部債權人利益。俱樂部還需承擔和履行一定的社會責任。未來,我國若組建職業體育聯盟,聯盟的本質是營利法人,也需嚴格按照前述規定完善治理結構。

就體育經紀人而言,在民法上“有時為居間人,有時是行紀人,有時為代理人”(崔建遠,2016)。《民法典》總則編代理章、合同編委托合同章、行紀合同章和中介合同章等規定,將為中國體育經紀人的商事經營活動提供充分的交易規則指引和制度保障。在職業化開展較好的項目中,還有作為行規的經紀人管理制度,比如中國足協2016年應《國際足聯代理人規程》要求制定的《中國足球協會球員代理人管理暫行規定》。行業規定通過《民法典》第10條提供的“習慣”管道獲得效力,但需要接受公序良俗的審查。“市場經濟的成熟很大程度上是以民商事規則的成熟為標志的”(王利明,2018),《民法典》的頒行實施將進一步加快中國職業體育的發展。

4  《民法典》對體育產業的促進與保障

4.1  賽事產業安全責任認識論的改進

自《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國發〔2014〕46號)(以下簡稱46號文)頒布以來,中國的體育產業進入快車道,但也引發諸多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賽事的安全保障問題,已成為體育產業健康發展,正確界定活動參與和組織各方的責任不可回避的問題。

《民法典》就此新增了自甘風險條款。根據《民法典》第1176條的規定,在對抗性體育活動中,如果因為其他參加者的行為受傷,受害人不得就此主張其他參加者的侵權責任,除非其他參加者對損害的發生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對于體育活動相關組織者的責任,則適用《民法典》有關安全保障義務的規定。《民法典》引入自甘風險規則的意義在于,第一次從國家法律秩序上承認了體育活動中固有風險的存在,這是認識論上的巨大進步:體育活動中的風險是客觀的,某種意義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民法推定一個理性人對此應當擁有充分的認識,并接受由此帶來的不利后果。這對增強體育產業活動投資者、組織者、管理者的信心非常重要。

4.2  體育產業營商環境的優化

體育產業活動本質上是民商事活動,是體育產業的投資者、交易者在體育領域從事商業開發、交易等各類營利事業的經營活動。《民法典》的核心任務之一,是為市場經濟提供完備的、精確的法律規則。《民法典》通過一套整全的市場交易規則,將為體育產業主體從事市場行為提供穩定的行為預期,這種形式理性的法律規則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根基所在(謝鴻飛,2020)。

《民法典》全面確認了體育產業市場主體的法律資格,基于第4條規定的平等原則,對體育產業領域的各類市場主體給予平等無差別的法律保護。《民法典》第206條明確指出:“保障一切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發展權利”。意味著體育產業的市場主體雖然可能存在所有制上的不同,但其法律地位完全平等,任何體育產業的市場主體都不享有特權。

《民法典》建構了體育產業市場交易的基本規則。《民法典》合同編的第一分編“通則”規定,適用于所有種類的合同,也包括了體育產業領域內的各類合同。《民法典》雖然沒有對體育產業領域常見的賽事合同、贊助合同等典型化,但通過第467條參照適用條款,可以提供豐富的合同裁判規則指引。體育產業領域中涉及到交易規則的創新之處,只要不違背公序良俗,也可以作為行業習慣獲得《民法典》的承認與鼓勵。如奧運會特許經營合同的效力認定,不能機械適用《商業特許經營管理條例》第3條第2款有關“企業以外的其他單位和個人不得作為特許人從事特許經營活動”的管理性規定(張先砉等,2019),而應充分尊重當事人的自由意志,避免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干涉,謹慎否認涉及大型賽事市場開發合同的效力。《民法典》的出臺,對體育產業營商環境的優化意義重大。

4.3  體育無形財產權保護管道的增加

《民法典》為體育產業無形財產權的開發、利用與保障提供了更多管道和可能,存在于體育運動之中,并以體育組織或個人為權利人的無形財產權深具體育產業開發價值,比如體育標志權、體育專有技術權、運動員形象權、賽事節目轉播權等(馬法超,2010)。《民法典》在總則編的民事權利章第126條進行了“民事主體享有法律規定的其他民事權利和利益”的規定;侵權責任編第1164條明確該編調整的是因侵害權益產生的民事關系。

在利益關系日益復雜化、價值標準日益多樣化、利益矛盾和糾紛隨時可能發生、社會變遷不斷加速的現代社會,新的利益類型必然會隨之出現。此時,受判決保護之利益,非權利之利益,而是權利之外受保護之法益利益(李巖,2016)。從保護性的人格法益看,《民法典》把人格權獨立成編,強化了姓名權、肖像權等人格權的私法保護,特別是第1118條將肖像權的認定從面部識別標準擴展到可被識別的外部形象標準,不僅有助于運動員形象權等無形資產的保護和商業開發,也直接惠及體育聯賽和體育產業(吳書光等,2020)。從保護性的智力成果法益看,在知識產權是否法定主義爭論未決的情況下,《奧林匹克標志保護條例》保護范圍以外的體育標志權、體育專有技術權、賽事節目轉播權等皆可以作為新興智力成果法益納入《民法典》的保護。

5  《民法典》與《體育法》修改的銜接

《體育法》是體育行業的基本法,也是體育強國建設的核心指標之一。《體育強國建設綱要》明確提出,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修訂。《民法典》通過自身的轉介條款,如第11條“其他法律對民事關系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打通了與包括《體育法》在內的其他法律的聯系。《民法典》對于體育領域特殊民商事關系可籍《體育法》修訂之機,以特別私法的形式予以補足。結合《民法典》的頒行實施,未來的《體育法》修改需要進一步考慮回應以下問題。

1)通過立法限制涉及運動員的格式合同對運動員權利的限制。在涉及國家隊運動員商業開發合同、職業運動員工作合同、轉會合同等情形,既應在合同自由前提下尊重合同各方的安排,也應在考慮體育行業特殊性的基礎上承認相關利益各方在一定比例上獲得運動員無形資產開發的收益權,但也需要考慮到前開合同大多是格式合同,運動員在合同締結上往往處于弱勢地位,由此導致合同的利益分配可能顯著削減運動員利益。在我國民法典編纂過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領銜的民法典立法研究課題組曾專門考量過該問題,課題組發布的“民法總則(建議稿)”第171條規定,運動員所屬俱樂部所定的有關轉讓運動員的協議,不得損害運動員人格及其勞動權利。在《體育法》修訂中,或可參照該思路規定運動員商業開發合同、職業運動員工作合同和轉會合同不得對運動員顯失公平,不得損害運動員人格權、工作權及職業發展權,以最大限度地保障運動員權益。

2)明確運動員的隱私權與個人信息保護。《民法典》人格權編專章規定了隱私權和個人信息權保護,但踐行有賴于“國家主導、行業自律和個人參與”的法治模式的建立(張新寶,2015)。攝像機、電子跟蹤設備和云計算技術的發展及在體育領域的應用,對運動員的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構成了嚴重威脅(楊春然,2018)。參照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國際反興奮劑機構制定并多次修訂了《隱私與個人信息保護國際標準》,明確了運動員(包括相關輔助人員)的信息知情權、獲得權、修正權、凍結權和刪除權。國家體育總局2020年頒布的《體育賽事活動管理辦法》第20條第2款規定,體育賽事活動主辦方或承辦方因辦賽需要使用個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相關信息的,應當保障信息安全,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不得違法使用或泄漏。《體育法》應在吸納國內外立法經驗的基礎上,將隱私權和個人信息權明確為運動員的基本權利予以保護。

3)明確賽事組織者的自甘風險抗辯規則。《民法典》只在第1176條第1款規定了體育活動參加者之間出現損害時的自甘風險抗辯規則,但并未明確規定賽事活動組織者的自甘風險抗辯規則。《體育賽事活動管理辦法》第20條第1款規定,個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參與體育賽事活動,享有獲得基本安全保障、賽事服務等權利。該款規定明確了賽事活動組織者的義務,但亦會引發賽事投資者、經營者對該項“基本安全保障”邊界的擔心。在《體育法》修訂中,既可考慮納入前款規定,又需在全面吸納《民法典》第1176條第1款、第2款規范意旨的基礎上增加一款規定,即自愿參加具有一定風險的體育賽事活動受到損害的,體育賽事活動組織者盡到了基本安全保障、賽事服務等義務的,受害人不得請求體育賽事活動組織者承擔侵權責任。《體育法》若增加該項規定,將有效形成與《民法典》第1176條的銜接,構建出完整的體育活動自甘風險規則。

4)明確確認各類體育無形財產權并將之納入法律保護范圍。46號文明確提出并承認了“賽事舉辦權”“賽事轉播權”“運動員轉會權”的概念,并要求創新對這些無形資產市場運行機制。《體育賽事活動管理辦法》第18條明確規定,體育賽事活動的名稱權、標志權、賽事舉辦權、賽事轉播權和其他無形資產權利受法律保護,主辦方和承辦方可以進行市場開發并獲取收益,他人不得侵犯。但《體育賽事活動管理辦法》僅是部門規章,作為特別私法的作用有限。若該條被《體育法》修訂采納,體育主體各類無形財產權利可以作為法定權利獲得強力保障。“賽事舉辦權”這一新興體育權利,實質是一個“權利束”,包含了賽事相關名稱權、標志權、轉播權、特許經營權、冠名權等內容。如何準確界定其內涵和外延,能否單獨作為一項權利存在并受到法律保護等問題,需再行斟酌。

5)將體育贊助合同有名化。體育贊助合同是體育產業領域極為常見的合同,在《澳門商法典》中,贊助合同被規定為典型合同之一。《體育法》修訂如果采納體育贊助合同有名化的建議,首先需要對體育贊助合同進行類似《澳門商法典》第747條的基本界定,明確該類合同是被贊助人有義務在冠名廣告或其他合同約定的事項上與贊助商合作,作為對其開展體育事業資助回報的合同。其次,被贊助人的范圍可以是體育領域的自然人、法人,也可以是非法人組織,《體育法》還應特別納入“運動隊”“代表團”等具有鮮明行業特色的主體。再次,被贊助人有義務采取適當措施,確保贊助商的冠名廣告有效向受眾傳播。在出現被贊助人非因不可抗力不履行體育贊助合同規定的義務時,贊助商除了可以依照《民法典》合同編相關規定尋求法律救濟外,《體育法》另可專門對失信被贊助人進行一定信用懲戒,以提倡被贊助人的誠信守約觀念,保障體育贊助市場的健康發展。最后,對于團體與個人因贊助合同面臨的沖突問題(李建星,2019),《體育法》也應明確要求相關團體事前制定專門的沖突解決規則,并確定國家利益優先原則。

6)將體育經紀合同有名化。體育經紀業是我國體育中介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體育經紀合同是體育經紀人與接受其服務的運動員、體育組織等就提供促成體育資源交易媒介服務而訂立的合同(周愛光,2015)。這是體育領域的一類特殊合同,存在自身的獨特規則,不能簡單歸入《民法典》中的某一類典型合同。由于《經紀人管理辦法》已被廢止,目前體育經紀業的法律淵源主要是地方政府規章或規范性文件,如《山東省體育經紀人管理暫行辦法》(魯政辦發〔2000〕39號)、《浙江省體育經紀人管理辦法(試行)》(浙體市管〔2001〕283號)等。《體育法》修訂可以籍機明晰體育經紀合同的概念,確認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開展體育經紀活動的權利,明確其專業義務和違反義務造成損失應承擔的賠償責任,以有效規范體育經紀市場,促進體育經紀業的健康發展。

7)明確體育領域特許經營合同的特殊規則。我國《商業特許經營管理條例》第3條第2款明確禁止企業以外的其他單位和個人作為特許人從事特許經營活動,雖然司法實踐從遵照體育行業特殊性的角度出發,將此條規范解釋為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而非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但仍然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體育特許經營產業的發展。為了解決這一潛在的法律隱患,《體育法》修訂可就此專門規定:鼓勵體育領域特許經營活動的開展,各類法人或非法人體育組織、賽事組委會、主辦方、承辦方可以作為特許人從事特許經營活動。

6  結語

《民法典》對體育強國建設的意義重大。在加快推進體育強國建設的過程中,《民法典》可以提供強有力的權利保護和全面的私法規則指引,促進和推動市民社會與行業組織的發育,為體育自治拓展足夠的存在空間。《民法典》所要關照、追求的人民群眾的幸福美滿生活,必定建立在每一個個體身心健康、人格完滿基礎之上,這需要體育強國建設來實現。從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出發,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意義上,《民法典》和體育強國建設可以達致有機統一。

——摘自:趙毅,《民法典》與體育強國建設——《體育科學》,2020.06

疫情背景下的東京奧運會備戰不確定性管理研究

1 引言

   疫期東京奧運會備戰呈現高度不確定性。首先,疫情發展呈現高度的不確定性。其次,疫情對奧運賽事的影響持續深化、泛化。疫期奧運反興奮劑工作面臨較大壓力;全球多數體育強國關閉運動場所,運動員出國訓練、參賽短期之內難以實現;我國運動員的封閉訓練將更加漫長,將不可避免出現不同程度的心理疲勞,不少運動員還面臨一定的求學、擇業和家庭壓力。總之,疫情何時結束、東京奧運會是否再次延期或取消、運動員訓練如何保障等等難解議題,已遠超出人們的認知能力,成為我國奧運備戰的最大不確定性。

   實踐中的不確定性管理是跨學科難題,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和公共行政學等多學科學者高度關注,傾力較多,目前研究已較為豐碩。1916年,美國經濟學家富蘭克·奈特(Frank Knight)首次定義了不確定性的學術意函。管理學者納西姆· 塔勒布(Nassim Taleb)告誡人們警惕罕見、難以預測、影響重大的“黑天鵝”事件;他認為現實世界的成功是隨機性塑造的,須避免被幸存者偏差誤導;他探究不確定性中的組織和個人成長之道;認為應堅持風險共擔原則以減少不確定性導致的系統性風險。彼得·布魯克(Peter Drucker)提出了面向未來不確定性的企業戰略管理理念。斯坦利·麥克里斯特爾(Stanley Mc—Chrystal)提出了傳統型組織向賦能型組織轉變的必要步驟。社會學對不確定性的理解建立在對現代性的反思之上,典范之作為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1986年出版的《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公共行政學界的不確定性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突發傳染病、毒品治理和環境治理等領域,提出了實驗主義治理的理念。

   相形之下,體育學領域的不確定性管理研究相對較少,出現了“理論的貧困”。探索疫情背景下的奧運備戰不確定性管理,對體育學科的方法論創新具有重要意義。

2 理解不確定性:探尋并呈現疫期奧運備戰的不確定性

  管理疫期奧運備戰不確定性的前提是充分理解不確定性。一般認為,不確定性的主觀因素是信息缺乏導致的認知不足,對環境產生強烈的不確定感,客觀因素則是資源依賴導致的不確定性。疫期奧運備戰的不確定性亦主要源于信息缺乏和過度依賴。

2.1 探究基于信息缺乏導致的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環境將放大組織內部信息溝通的阻隔、斷點和梗阻。疫期奧運備戰的很多不確定性,很大程度上是信息缺乏所導致。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2.1.1 奧運資格賽賽制和時間的不確定性

   個別國際單項體育組織陷入經濟危機,可能無力組織奧運資格賽。至少15個國際單項體育組織較為依賴國際奧委會分紅等相關奧運會收益,東京奧運推遲讓其財政狀況更為艱難;一些國際單項體育組織受比賽延期影響,可能沒有能夠支撐一年運轉的現金流。例如,世界帆船聯合會擔心其比賽能否舉行,和企業贊助的可持續性。”近期各世界體育單項協會也在開展賽制改革,乒乓球、羽毛球首當其沖。4月12日,國際乒聯首席執行官宣布或將取消兩年一屆的世乒賽單項比賽,代以每年3—4次的大滿貫賽事。國際羽聯近期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舉措,還籌謀劃改變羽毛球比賽計分系統。

2.1.2 奧運會再次推遲或取消的不確定性

   明年奧運會是否如期舉辦仍取決于疫情發展態勢。但是,日本屆時是否完全控制疫情,具有不確定性。目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已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但是日本國內疫情仍未得到有力控制。受疫情影響,奧運籌備已大大放緩。日本民眾對明年夏季舉辦奧運會漸持疑慮,甚至有人支持取消奧運會,將奧運追加費用用于疫苗研發。近日東京奧組委主席森喜朗已表示,假如2021年夏季之前疫情未得到控制,將取消東京奧運會。

2.1.3  國外對手備戰水平的不確定性

   疫情之前,國外對手的實力不容小覷。通過分析近年來的比賽可知,目前世界體壇的競爭格局極其嚴峻。美國的霸主地位仍然穩固,俄羅斯上升勢頭強勁,英、法、德等國實力有所提升,日本的東道國優勢明顯,目前受疫情影響,國際賽事暫停,各國運動員暫時缺乏橫向比較的契機,對國外運動員備戰水平難以精準把握。

2.1.4 運動員賽事協調安排的不確定性

   基于訓練周期理論,我國運動員遵循4年的奧運訓練周期,按照“調整—啟動—興奮—高峰”的年度訓練模式備戰奧運。如何積極應對體育賽事擠兌,將是中國奧運軍團的大考。

2.2 發現基于資源依賴導致的不確定性

   疫期奧運備戰績效取決于運動員競技水準、訓練資源和社會資源三者的綜合保障。奧運備戰對運動員競技水準、訓練資源和社會資源的深度依賴,是人的社會性和體育的公共性決定的,這在疫期不確定性情況下導致了一些不確定性。

2.2.1 運動員競技水準依賴的不確定性

   目前我國很多運動員的競技水準有所下降。羽毛球方面,中國羽毛球隊在世界羽聯的最新世界排名中表現欠佳。女單選手陳雨菲世界第一的排名被中國臺北選手戴資穎反超,何冰嬌排名第8。男單選手諶龍排名第5,石宇奇排名第9。男雙方面,李俊慧/劉雨辰組合排名第3。體操方面,里約奧運會和2019年世錦賽體操隊兩次一金未入,男子體操鞍馬、雙杠優勢不再;女子體操美國獨大,拜爾斯一騎絕塵,遠超我隊實力。游泳方面,孫揚被禁賽之后,游泳男隊惟徐嘉余曾于2019年世錦賽斬獲仰泳100米金牌,其他運動員與世界一流水準仍有較大差距。

2.2.2 運動員訓練資源依賴的不確定性

   運動員的競技能力較為依賴高標準的訓練資源。目前個別聘請了外籍教練的運動員,仍面臨外籍教練長時間無法現場執教的不確定性。通過賽事反饋前一階段的訓練成果,測量運動員的競技水準和心理韌性,修正下一階段的訓練方案和目標,是運動員訓練的重要內容。由于國內外賽事的暫停和后續賽事安排的不確定性,運動員通過賽事檢驗訓練水平在較長時間內難以實現,影響了運動員正常訓練。

2.2.3 運動員社會資源依賴的不確定性

   系統的社會支持是運動員從優秀走向卓越的重要因素。運動心理學認為,社會支持感知有助于緩解運動員的運動性心理疲勞。對日常生活深度依賴社會支持的運動員來說,疫期奧運延期增加了求學、擇業和家庭生活的不確定性,進而加重了運動性心理疲勞,不利于形成最佳競技狀態。例如,已婚大齡運動員繼續與家人長期異地,對運動員及其家庭而言意味著巨大的犧牲和壓力。

3 研判不確定性:建立疫期奧運備戰不確定性的風險預期

  理解不確定性之后,須研判不確定性的具體影響。不確定性管理理論認為,不確定性具體情境下,可以成為組織發展的機遇抑或風險,甚至構成難以預知的復雜影響。經研判,疫期奧運延期蘊含的不僅是風險和難以預知的復雜影響,亦有重大機遇。

3.1 作為機遇的不確定性:疫期奧運備戰的潛在機遇

   之所以認為,疫期奧運延期對我國奧運備戰是重大機遇,這是因為中國的奧運備戰體制具有較強的組織韌性(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較多優勢和潛優勢項目須借機補強、種子選手和年輕運動員缺乏的人才短板正需時機補足。

3.1.1 中國備戰體制較優的組織韌性和資源保障能力

  不確定性環境下的組織韌性是衡量組織生命力的重要尺度。中國是全球較早遏制疫情擴散的國家,運動員健康得到了充分保障,中國運動員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數較少,這與世界各國較多運動員感染新冠肺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運動員在閉訓期間的場館,食宿、醫療和科研支持等訓練條件得到了充分地保障,彰顯了中國奧運備戰體制在不確定性管理上的強大保障能力。

3.1.2 鍛煉運動員心理韌性,增加人力資源冗余

   心理韌性是運動員走向卓越的關鍵因素。目前中國運動員已接受較長時間的封閉訓練,對疫期奧運備戰已逐漸適應,奧運延期使得封閉訓練時間延長,有助于增強其心理韌性。奧運延期也為年輕選手創造了沖金奪牌的良機,增加了奧運軍團的人力資源冗余,增強了應對疫期奧運不確定性的能力。以游泳項目為例,男運動員短、中距離項目的最佳競技年齡區間分別為(24.59±3.28)歲和(22.83±2.9)歲。運動員徐嘉余現年25歲,正值沖刺男子中短距離項目的最佳競技年齡。奧運延期之后,徐嘉余兼游100米自由泳、200米自由泳,接續孫揚未竟的奧運奪金使命,在理論上有了可能性。

3.1.3 潛優和基礎項目取得突破的非對稱性機遇

   潛優和基礎項目是疫期奧運備戰的潛在受益者。不確定性管理理論認為,不確定性是利潤的來源,在不確定性環境下的投資行為將獲得非對稱收益,回報有可能大大超過投資。從歷史來看,延續往屆奧運輝煌,須在潛優勢項目上實現較大突破。北京和倫敦奧運會上,潛優項目分別貢獻15、12枚金牌,正是中國奧運軍團躋身世界前二的重要因素;里約奧運會上,中國屈居第二,金牌總數創歷史新低,關鍵原因是潛優項目僅奪7枚金牌,是近四屆奧運會最低水平。我國不少潛優項目近期處于最佳狀態,奧運延期之后將獲得更充裕的提升時間。進入東京奧運周期以來,潛優勢項目在世錦賽已奪得至少14個奧運項目金牌,占全部項目金牌數的比重由里約奧運會時期的26.9%上升到34.2%。經過更長時間提升后,潛優項目完全有望成為中國奧運捍衛榮譽的“奇兵”。

3.2 作為風險的不確定性:疫期奧運備戰的潛在風險

   疫期奧運備戰的不確定性不僅帶來機遇,而且亦有一系列潛在的風險。這種風險主要來自信息缺乏和資源的過度依賴。

3.2.1 奧運賽事變化的信息滯后和信息缺乏

   疫期奧運瞬息萬變。疫期奧運延期之后,國際奧委會和日本奧組會就分攤延期費用問題上的“扯皮”已非一日,少數國際單項體育組織收入銳減之后,并不確定能否繼續舉辦奧運資格賽。目前中國對奧運相關賽事缺乏集中統一的情報工作組織,相關情報的來源主要是國內各體育媒體和互聯網社交媒體。疫期信息滯后和信息缺乏,不僅影響運動員的賽事安排和訓練安排,而且影響運動員的競技心理調適,不利于奧運奪金奪牌目標的順利實現。

3.2.2 運動員年齡結構欠佳,影響競技狀態

   某些項目年齡結構不合理,缺乏核心運動員梯隊建設。以羽毛球為例,人才斷層出現在各個單項中。僅從國羽男單來看,1990年到1995年生的選手則近乎斷層式匱乏。諶龍已過而立之年,是唯一一位獲得奧運門票的男單選手,而23歲的石宇奇則為傷病所累。加上羽毛球人才培養周期緩慢,奪金壓力將陡然加大。就目前掌握的東京奧運周期世界冠軍數據來看,里約奧運會以來羽毛球項目的下滑趨勢仍未扭轉。

3.2.3 訓練無法如常,“以賽代練”難以實現

   個別外籍教練無法返華執教,影響了部分運動員的正常訓練。例如,中國網球運隊員王薔的教練法國人托馬斯此前拒絕返華執教,近期因為無法就疫期工資問題達成協議,可能終止合同。王薔在托馬斯指導下曾取得較大進步,更換新的教練意味著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帆船、馬術等需到海外訓練的體育賽事,因為疫情影響無法如期外訓,或將影響這些項目的備戰效果;由于國內外大賽暫停,年輕運動員缺乏足夠大賽歷練,鍛煉抗壓能力和競技心理素質的契機相對減少。

3.2.4 運動員社會支持力度不足,加劇心理疲勞

   2020年初國內疫情暴發至今,我國運動員已封閉訓練了較長時間,奧運延期一年無疑將使封閉訓練期進一步延長,不可避免將出現心理疲勞,甚至更加嚴重的負面心理情緒;對一些尚在求學階段或已成家的運動員來說,外界壓力將進一步增大;感染新冠肺炎的運動員和湖北籍運動員,其能否以最佳狀態備戰也是未知數。

3.2.5 疫期運動員出國參賽,仍有一定感染風險

   新冠肺炎對運動員的運動能力或有影響。運動員高強度運動之后,免疫功能將暫時性下降,是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截至3月29日,多達6位中國運動員海外感染,其中包括2名冰球運動員、3名中國重劍隊運動員,以及在西甲西班牙人效力的男足運動員吳磊。目前仍有包括帆船運動員徐莉佳在內的多名運動員滯留海外。預計剩余43%奧運會資格賽集中于明年上半年開展。運動員出國參賽的感染風險仍舊存在,絲毫不應懈怠。

3.3  影響難測的不確定性:疫期奧運備戰的未知因素

3.3.1  奧運資格賽的賽制和時間變化

   奧運資格賽集中在明年上半年開展,目前尚不確定具體的賽制和時間變化。近期國際乒聯、羽聯改革動向更加注重人文性和公正性。其他國際單項體育組織的改革動向尚需關注。前述不少單項國際體育組織的財務狀況是否可能逐步緩解,具備舉辦奧運資格賽事的財政能力,今年年底疫情態勢是否得到徹底緩解,均具有不確定性。目前還難以客觀全面評估奧運資格賽賽制和時間不確定性的影響。

3.3.2  國際和世界各國的反興奮劑工作變化

   目前國際興奮劑檢測工作出現一定變化。俄羅斯等個別國家已暫停了自己的檢測項目,而英國等國的反興奮劑機構則減少了檢測。不排除有個別國家的運動員會私下突破興奮劑限制,進而影響奧運資格賽乃至奧運會比賽的結果。

3.3.3  明年禁賽期滿運動員將參加奧運賽事

   4月9日,國際奧委會宣布,那些違反反興奮劑規定,將在明年東京奧運會前解禁的運動員,他們能否參加東京奧運會將由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來決定。目前,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已明確表示許可這批禁賽期滿的運動員參與奧運賽事。以田徑為例,據田徑誠信機構估計,大約40名國際級田徑運動員將從東京奧運推遲中受益。新的大批運動員將參加東京奧運賽事,中國奧運備戰將徒增變數。

4  應對不確定性:精準管理疫期奧運備戰的三類不確定性

  理解和研判不確定性的目的是應對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對疫期奧運備戰的影響主要有機遇、風險或者難以預測三大類型。疫期奧運備戰須精準管理三類不確定性,將不確定性轉化為奧運備戰組織變革和績效提升的契機。

4.1 積極尋求作為機遇的疫期奧運備戰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管理理論認為,適度的不確定性有助于增強組織系統的反脆弱性,同時孕育著非對稱性的機遇。客觀來說,疫期奧運的不確定性有助于提升我國奧運備戰體制的韌性,增強運動員的調整適應能力,打造更多年輕運動員,增強潛優勢項目的奪金可能性。

4.1.1 增強備戰體制的組織韌性,提升資源保障能力

   組織韌性來自不確定性環境下組織資源保障和權變決策的能力。增強奧運備戰體制的組織韌性,須持續推動組織變革,基于系統管理思維,形成權責明晰的部門間協作機制。成立應對疫情延期的特別工作組,下設情報工作、資源保障和運動員心理咨詢等小組,面向疫期奧運延期形成的種種不確定性問題,探索建立疫期奧運備戰保障的敏捷組織和強大資源保障機制。

4.1.2 增強運動員心理韌性,形成較高的人力資源冗余

  運動員須建立外部環境長期不確定性的心理預期,即便處于非疫期,奧運賽事也是千變萬化的,對手的備戰狀態和臨場競技水準也難以完全預知。運動員須樹立在不確定環境下的頑強拼搏觀念,增強在不確定性情況下適應復雜環境的能力,管理負面情緒,冷靜分析競技環境、對手和自身優劣,尋求從不確定性中成長。奧運延期之后,將有一批年輕運動員達到奧運賽事的年齡要求,參與東京奧運獎牌角逐,這有助于我國增加運動員人才儲備,緩解個別運動項目人才匱乏的難題,形成較高的人力資源冗余。

4.1.3 把握非對稱性機遇,爭取潛優勢項目較大突破

   把握非對稱性機遇,須要遵循杠鈴策略(barbell strategy)。潛優項目是中國奧運金牌榜和獎牌榜位次的重要變量。基于杠鈴策略,疫期奧運備戰須在鞏固傳統優勢項目既有優勢基礎上,將訓練資源和社會資源較多投入到潛優勢項目培育上,加大“奧運119工程”支持保障力度,深度探掘游泳、田徑和水上項目等潛優項目運動員的競技潛力,在確保金牌總數底線前提下沖刺更多的金牌。

4.2 防范規制作為風險的疫期奧運備戰不確定性

   防范規制疫期奧運備戰不確定性風險,有助于建立理性的奧運備戰預期。

4.2.1 加強奧運情報工作,暢通信息溝通機制

   世界各國奧委會是奧林匹克運動的重要支柱,中國作為2022年冬奧會舉辦方,深受東京奧運延期及其不確定性的影響,又是東京奧運會的重要利益相關方,中國奧委會、中國冬奧組委會對東京奧運相關賽事的賽制和時間安排享有知情權,應同東京奧組委、國際奧委會和各國際單項體育組織建立定期的情報交流制度,第一時間掌握奧運相關賽事的變化,以及東京奧運會疫情防控和運動員訓練保障的重要情報。

4.2.2 基于賦能理念保障核心運動員競技狀態

   不確定性管理理論認為賦能是重要的領導力策略。運動員的需求是個體化、場景化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易出現資源錯配;基于賦能理念。疫情高度不確定性背景下,須賦予核心運動員適度資源支配權,鼓勵其基于個人處境提出資源需求,提供有關部門審核研究和決策參考。

4.2.3 借助現代體育科技,創新訓練體制機制

   體育科技工作者須同教練員和運動員溝通協作,創新舉辦網絡賽事和隊內賽事,借助現代虛擬技術和心理干預機制,設法創造逼真的比賽氛圍,提升運動員尤其是年輕運動員的競技心理素質。與此同時,創新訓練體制機制。在遵循國內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為外籍教練返華執教提供便利,并積極探索遠程督訓模式。帆船、馬術等需到海外訓練的體育賽事,應統籌公共體育發展和體育人才培養需要,在與東京氣候相似的東部沿海城市創建、改擴建一些體育場所,為這些體育賽事在國內開展訓練和國內賽事創造良好條件。

4.2.4 增強系統化社會支持,提升運動員競技狀態

   在疫情高度不確定性背景下,須加強對運動員、尤其是大齡運動員、核心運動員和湖北籍運動員的系統化支持,包括心理疏導、康復診療支持、教練輔導、生活補助、職業生涯輔導、創業就業政策保障等,定期開放家屬探訪,緩其后顧之憂,使其專心備戰。對湖北籍運動員和感染新冠肺炎的運動員,還應加強跟蹤診療康復、心理干預和生活幫扶。

4.3  適應接受影響難測的疫期奧運備戰不確定性

   疫期奧運備戰意味著有個別難以預期的不確定性。作為競技體育強隊,中國奧運軍團須謹慎樂觀地適應接受這些不確定性。

4.3.1  增強奧運備戰適應不確定性能力

   不確定性管理理論認為,保持適度的冗余,有助于增強反脆弱性。在疫期奧運不確定性情況下,重點奪金項目單純依靠個別或者少數核心運動員,將面臨較大的非對稱性風險。游泳名將孫揚被禁賽是疫期不確定性的重要案例。其于孫揚和其他運動員的2019年世錦賽成績的比較分析。孫揚被禁賽之后,中國游泳隊或瞬間面臨后繼乏人危機。可見,疫期奧運備戰,須保持充分人力資源冗余,積極制定人才儲備方案加強核心運動員后備隊伍的儲備培養,形成具有奧運奪金潛力的運動員梯隊,方能確保奧運爭光萬無一失。

4.3.2  適度高估疫期備戰的國外對手

   多國運動員面臨實際的訓練難題。美國高校運動員只能在家訓練,而且缺乏醫療支持。德國奧委會(DOSB)3月底調查顯示,德國僅6.5%的運動員具備平時的訓練條件。4月12日,日本國家訓練中心、國立運動科學中心等多所大學場館關閉。與此同時各國運動員堅持居家訓練,表現出強大的備戰決心,絲毫未曾懈怠。在不確定性情況下,理應適度高估對手的調整適應能力和備戰水平,形成較多的競技水準冗余。

4.3.3 尊重國際反興奮劑工作嚴肅性

   國際反興奮劑工作已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檢測機制,具有多種有效的檢測手段。目前國際反興奮劑機構仍堅持完成賽前尿檢、獨立觀察員項目等工作,并授權各單項聯合會的反興奮劑部門通過運動員生物護照(biological passport)實時監測運動員是否涉嫌使用禁藥。近期已有2017年倫敦馬拉松冠軍丹尼爾·萬吉魯因違反反興奮劑規定被禁賽。美國的反興奮劑機構已開始探索線上開展藥檢樣本采集。在疫情不確定性情況下,運動員不應思存僥幸,更應拒絕誘惑,錘煉品格。

5  防范新的不確定性:基于應對效果的不確定性建立預案

  疫期奧運備戰具有不確定性,其不確定性應對的實際效果同樣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為了實現疫期奧運備戰的順利實施,須充分理解疫期奧運備戰不確定性應對的不確定性,系統研判新的不確定性,權變應對新的不確定性。

5.1  充分理解疫期奧運備戰不確定性應對的不確定性

   疫期奧運備戰不確定性應對的不確定性是疫情自身超預期發展的不確定性、信息溝通難以克服的斷點、梗阻,認知能力和資源保障能力的盲點等三方面的因素共同決定的。

5.1.1 疫情自身超預期發展的不確定性

   全球疫情何時見頂,超出了任何人的認知能力。疫情對奧運賽事的影響,尤其是日本奧組委的籌備能力和日本的疫情應對狀況直接決定這場奧運會能否按照延期之后的時間舉行,還是再次延期,抑或直接取消,我們難以預知而知,也難以做出周全的方案。

5.1.2 信息溝通難以克服的斷點、梗阻

   信息在信源、信使、信道和信宿等環節的傳播過程中,均有可能耗散,從而造成信息的不完整和扭曲失實,增加信息缺乏導致的不確定性。疫期中國奧運備戰團隊遵循不移動原則,在全國各地封閉訓練;日本東京奧組委多數員工也已居家辦公,目前只接受電子郵件咨詢;國際奧委會和不少國際單項體育組織受疫情影響,目前也處于低速運轉狀態。疫期各利益相關方信息溝通的斷點和梗阻難以避免,將大大增加我國奧運備戰的信息匱乏程度,增加不確定性管理的難度。

5.1.3  認知能力和資源保障能力的盲點

   人類的認知盲點和資源盲點客觀存在,疫期奧運備戰不確定性管理,須將盲點思維納入決策視野。此次疫情破壞力之大前所未有,疫情大流行背景下舉辦奧運會在人類歷史上是首次,挑戰前所未有。必須承認,人類的認知能力無法預見所有的不確定性,人類的資源保障能力無法有效管理和應對所有的不確定性。

5.2 系統研判、權變應對疫期奧運備戰新的不確定性

5.2.1 系統研判疫期奧運備戰新的不確定性

   新的不確定性對疫期奧運備戰可能造成的影響同樣是多維度的,既包括機遇,也包括風險和難以預測的挑戰。直接的影響則是原有的備戰部署被打亂,須基于新的不確定性進行權變決策。為了防范新的不確定性,須預先制定疫期奧運備戰不確定性應對的科學預案,基于系統管理思維,從制度、人員、信息溝通和資源保障等維度,全面考慮各種危機,制定權變計劃。

5.2.2 權變應對疫期奧運備戰新的不確定性

   作為影響重大的公共事務,權變計劃有助于疫期奧運備戰有效應對不確定性。權變計劃是對重要時間節點出現的不確定性實施的應急措施。疫期奧運備戰權變計劃的制定,須在確保與現行不確定性應對方案的兼容性和經濟可行性基礎上,基于不確定性的優先性和議題類型形成多種權變方案,全面評估各種權變計劃的實施范圍、功能作用和不確定性因素,識別并監控新的不確定性向風險演化的預警信號,第一時間精準管理新的不確定性帶來的機遇和復雜影響,設法對沖其不利影響。

6 結語

   實驗主義治理是疫期奧運備戰不確定性管理的核心理念。實驗主義治理認為,不確定性環境下的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存在一定模糊性,須在治理實踐中加以探索。疫期奧運備戰須基于實驗主義理念漸進變革,在探索性實踐中實現治理效能提升。具體而言,應對疫期奧運備戰的不確定性建立理性預期,在疫期奧運備戰不確定性管理中不斷探索試錯并總結經驗教訓,實現對不確定性管理的組織學習和權變應對,探索出一條不確定性環境下的中國奧運發展之路。為了中國競技體育事業和奧林匹克運動的長期可持續發展,還須將奧運備戰不確定性管理機制納入中國奧運備戰的政策工具箱,上升為國家制度。

——摘自:余福海,疫情背景下的東京奧運會備戰不確定性管理研究——《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20.07

32 屆夏季奧運會延期后體能訓練備戰對策的考慮因素

由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圍突如其來的巨大影響,國際奧委會、東京奧組委、日本政府于2020年3月24日正式發表聯合聲明,從全人類共同命運及運動員的生命健康考慮,第32屆夏季奧運會(以下簡稱“東京奧運會”)被正式宣布推遲到2021年舉行。奧運延期不但對未來體育賽事帶來未知變數,對于所有從事備戰的運動員、教練員及工作人員也是巨大的沖擊。雖然國際奧委會已經確認,東京奧運會不會取消,已獲得東京奧運會參賽資格的運動員繼續保留資格,但對于全力備戰的中國奧運軍團來說,當前的備戰格局和工作計劃都必須重新調整,這既是艱難的堅守和挑戰,也存在未知的機會和變化。對于運動員專項訓練保障的4大支柱板塊:體能、康復、營養和心理,也必須跟隨備戰周期的變化做出相應的安排調整。雖然還有許多未定因素,但對于延期產生的一系列后續效應,必須做出一定的預判和對策預案。

   體能是賽場的入場券,是戰斗力的重要基石。針對中國國家隊體能方面存在的實際問題,強化體能、惡補短板是國家體育總局在東京奧運備戰周期的重要抓手和核心戰略,面對延期1年的時間變化,各運動項目應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在體能訓練的周期安排、訓練內容、損傷風險和保障機制等方面做出相應的策略考慮和安排。

1  延期帶來訓練周期的變化調整

   周期安排是運動員整體訓練計劃制定的基礎,體能訓練的計劃安排只屬于整體周期安排當中的一環。4年1次的奧運備戰周期是中國競技體育最大的周期循環模式,各運動項目在長期的實踐摸索和經驗積累中,形成了一套相對比較穩固的系統性訓練周期安排方法。東京奧運的延期給各個運動項目隊伍帶來的最直接的戰略性安排變化,就是訓練周期急需調整。

1.1  周期訓練計劃制定的理論基礎:經典訓練分期和“板塊”訓練分期

   關于運動訓練長期計劃模式的發展歷程,以及從經典訓練分期理論到“板塊”訓練分期理論對我國競技體育的影響,學者已經進行了較為全面和精辟的論述。眾所周知,蘇聯馬特維耶夫在20世紀60年代形成的訓練分期理論對我國的競技體育影響深遠,這也是國內大部分運動項目訓練周期制定的理論依據。訓練分期,是指以建立受訓者最佳競技狀態為目標的,具有特定訓練內容和負荷的若干個訓練時間序列。馬特維耶夫從多年及全年長期系統訓練的視角出發,將以某一重大比賽為目標的運動訓練過程在縱向上劃分為準備期、比賽期和過渡期3個時期,并針對不同時期的特點提出了與之相對應的訓練目標、任務和內容,提出了“不同訓練時期負荷量與強度的不同比例關系”和“一般身體訓練與專項訓練在不同訓練階段的不同安排”兩個貫穿整個訓練過程的基本原則。由于當時競技體育的比賽數量較少,訓練分期理論把運動員全年參加重大比賽的次數限定為1—2次,這也導致后期關于訓練分期理論局限性之一的爭論就是其是否能適應現代體育項目多賽制的發展。

在全球競技體育職業化和市場化快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傳統分期理論已難以完全解決諸如精英運動員專項成績持續提高、賽制大幅度增加和賽前競技狀態快速形成等一系列新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學者維爾霍山斯基和伊蘇林提出了“板塊”分期訓練理論。“板塊”分期訓練理論從高水平運動員競技能力的“可塑空間”逐漸縮小、專項成績的提高速度日趨緩慢、訓練負荷與運動損傷的矛盾日益加劇等特點出發,提出了“高度集中專門負荷訓練”的理念,提出對部分靶目標能力進行專門集中訓練,重視“小周期”的功能分類以及將其設計成“微型板塊”參與競技狀態的調控,精準高效地發展運動能力,又盡可能避免或降低由于增大訓練負荷而造成的過度訓練和運動損傷的風險,為全年中需要多次參賽的高水平運動員訓練開辟了新途徑。“板塊”分期訓練理論的核心,是在不提高甚至降低整體訓練負荷的前提下,利用“刺激-疲勞-適應”的能力提高機制,并充分考慮到不同能力之間內在的機理聯系,建立了以提高專項能力為目標的高度集中的專門訓練負荷模式。在一段時間內的“高度集中訓練負荷”、不同能力的“依次序列發展”和訓練的“痕跡效應”是“板塊”分期訓練的3個重要原則。“板塊”分期理論形式上繼承了傳統“分期”的框架結構和階段劃分,但內容上進行了發展和創新(陳小平,2016;胡海旭等,2013)。

上述經典分期理論和“板塊”分期理論,都是當前競技體育周期訓練安排的重要參考,也是當前各項目國家隊教練員在奧運備戰當中制定訓練計劃的重要依據。面對延期影響,在實踐中依然需要根據各項目的具體情況,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做出盡可能適合的變化調整,而體能訓練作為運動員整體訓練計劃的一部分,也必須同步做出周期性改變。現國家田徑隊蘇炳添的教練蘭迪·亨廷頓(Randy Huntington)認為,“板塊周期”更多適用于球類等多賽項目,而對于田徑、游泳、體操、跳水、舉重等少賽項目,依然更多要參考訓練分期理論,運動員必須通過系統的計劃安排,才能保持一段最頂峰的競技狀態,特別是針對奧運會這樣的重要賽事,仍舊需要周期訓練的節奏把控和專項擬合,從而在奧運賽期發揮出最佳身體狀態和競技水平。

1.2  延期后的賽事安排建議:舉辦奧運“模擬賽”來擬合運動員現有訓練周期

   2020年3月30日晚,國際奧委會、東京奧組會、日本政府聯合宣布東京奧運會將于2021年7月23日開幕。東京奧運會推遲1 年已成定局,而且由于疫情影響,今年絕大部分的國際賽事也都會取消或者延期。這“額外”的1年以及預期賽事的未知變化,對各項目主教練的備戰計劃和比賽調整安排提出了復雜的挑戰。按照訓練分期理論,運動員競技能力狀態的形成需經過獲得、保持和消退3個階段,1年當中運動員最佳競技狀態的出現是有限的,這些有限的最佳競技狀態的形成依然需要較長時間的訓練積累。訓練分期理論中提出了大周期、中周期和小周期的概念,3—6個小周期構成1個中周期,若干中周期構成1個以某一重大比賽而定的持續1 年或半年的大周期,這次的奧運延期時間,足以形成1個全年大周期。

   競賽是競技體育訓練活動的杠桿,對運動訓練的節奏調節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預期在今年7、8月份參賽的奧運會運動員來說,大多數項目根據前期賽事情況,正處于當前的一般準備期或專項準備期,即將進入6、7月份的賽前準備期或賽前減量期階段,一些項目運動員已經為了備戰奧運將競技狀態進行了長期的調整。為了不打亂隊伍的現有訓練節奏,建議在6—8月份模擬奧運會的比賽模式和節奏,進行一次內部測試賽或者國內公開賽,成為奧運會的模擬賽事。這種賽事模擬的安排好處有以下幾點:1)保障了隊員正常的訓練節奏,在這場賽事之后,可以再以1 年的大周期進行新的訓練安排;2)緩解運動員從去年冬訓以來積累的緊張度和疲勞感,以及封閉訓練當中因疫情因素帶來的心理壓力,賽事結束之后,可以正式安排調整期讓運動員進行恢復放松;3)可以檢驗今年備戰的成效,對運動員的實力狀況、訓練中存在的效率因素,有一個得失總結和問題查找的依據;4)因為明年預期在奧運會之后有國內的全運會賽事,在奧運模擬賽之后,隊伍的周期安排應該與全運會的周期安排有一定的類同和銜接之處。對于國內隊伍而言,明年還有全運會的安排,對此建議應安排在奧運會結束后不久舉行,直接與奧運會進行銜接,運動員通過短暫準備后,可以發揮“板塊”周期的“痕跡”效應,保持高效的競技狀態,這對于絕大部分運動項目都是最經濟和最高效的選擇。

   由于各項目的聯賽、奧運資格賽、其他國際和國內賽事的安排不同,當前不同項目的備戰節奏和周期劃分也存在較大差異。一部分如傳統體能類項目及賽事較少的項目,如田徑、游泳、舉重、體操、跳水、花游等,主要以分期理論的節奏安排進行備賽。而有大量積分賽、資格賽、大獎賽、洲際賽事和單項協會賽事的球類項目,比如乒乓球、羽毛球、籃球等項目的賽事較多,考慮到疫情影響,這一年正式的賽事會大幅減少,反而需要適應少賽的節奏影響,將傳統分期安排和“板塊”周期安排相結合,合理利用競賽的杠桿作用,進行隊內測試賽和其他競賽安排。總之,各項目都需要把奧運前所有賽事安排和訓練周期進行統籌安排。

1.3  體能訓練年度計劃的分期擬合:基礎體能、專項體能的分段與轉化

   在訓練分期理論的發展過程中,運動訓練學專家圖德·邦帕(Tudor Bompa)博士的研究占據重要地位。早在馬特維耶夫的研究發表之前,邦帕首次創建和應用了年度周期計劃,并在同一時期提出了身體運動能力即體能訓練的周期安排概念,尤其是力量和爆發力的周期訓練安排。這種訓練方法在當時是比較新穎的,并且讓名不見經傳的羅馬尼亞田徑運動員米哈埃拉·佩內什在幾年之內便獲得奧運會標槍冠軍。邦帕發展了幾種主要身體運動能力的周期安排模型:力量和爆發力周期安排、耐力和肌肉耐力周期安排和靈敏性周期安排。在邦帕的周期理論中,年度計劃安排和身體運動能力周期安排是指導運動員全年訓練的重要工具,年度訓練計劃幫助教練把全年拆分為多個帶有具體目標的不同階段,身體運動能力周期安排是最大限度促進運動員生理適應的方法性工具,而運動員最大限度的生理適應是提高其運動表現的基礎(圖德·邦帕等,2019)。

   年度計劃周期,也就是把年度訓練計劃拆分成多個較小的訓練階段,讓訓練計劃的規劃更加清晰明確,從而保證運動員在重要比賽期間達到較高運動表現水平。主教練或專項教練要帶著周期安排的思維進行技術訓練、體能訓練、心理訓練和營養安排,并將它們納入年度計劃,以提高運動員的適應和運動表現。年度訓練計劃主要分為3個階段:準備期、比賽期和過渡期。準備期根據任務不同可分為一般準備期和專項準備期。一般準備期的重點是通過使用多種一般或專項的方法形成基礎性的生理適應,專項準備期是通過使用專項運動方式提升該專項運動員的能力。比賽期可再細分為比賽前期和比賽中期。年度計劃的每個階段包含大周期、中周期和小周期。每個子階段都有目標,子階段的目標均指向年度訓練計劃的總目標。

   在身體運動能力周期安排的框架下,能夠讓運動員的速度、力量、爆發力、靈敏性及耐力等綜合素質在1年中最主要比賽時期達到最高水平。運動表現取決于運動員對訓練的生理適應和心理調整,同時也取決于運動員對技能和能力的掌握程度。為了在合適時間(即主要比賽的時間)達到最佳運動表現水平,運動員需要進行為期數月精心設計的體能訓練,依序逐步提升生理適應。在一般準備期以強化基礎身體素質為主,在專項準備期要在保持一般性身體素質訓練的同時,強化專項能力訓練,在不同階段基礎體能與專項能力訓練疊加擬合,逐步遞進,從而在賽期最大程度促進形態-功能適應,保持一般和專項身體能力的訓練成效。

   自東京奧運備戰周期以來,國家體育總局以體能訓練為奧運備戰的重要抓手,在強化基礎、惡補短板方面采取了重要變革。通過基礎體能達標測試、引入專業人員和先進設備、增加體能訓練時間比例、改進訓練方法手段等一系列科技助力措施,取得了階段性的顯著成效,運動員的基礎體能水平得到了明顯強化和提升。但基礎體能薄弱、專項體能不強的問題,依然制約著我們決勝奧運賽場的能力提升和實力發揮,我們對于基礎體能依然需要“常抓不懈”。面對1年的延長期,對于基礎體能的準備時間是較為充足的,同時在體能訓練的周期策略安排上,也要利用時間機會,深入探索從基礎體能向專項體能的轉化途徑,在保障基礎體能得到強化的基礎上,再針對專項體能的提升形成下一階段的新方案,解決一部分隊員轉化效率低的問題。

   總之,在體能訓練的整體安排策略上,建議國家體育總局統一或由各協會設置安排“奧運模擬賽”來順利完成備戰周期過渡,并提前做好明年分段賽事的可調性預備方案,讓體能訓練的周期節奏把控與專項訓練更加科學的擬合。如果不能舉行相關正式賽事,也要留出一個集中的減量調整期,讓運動員得以盡快調整適應。同時,對于延賽1年體能訓練的節奏安排,繼續堅持體能達標測試和以體能促備戰的策略,發揮測試的導向作用,在繼續強化和夯實基礎體能的基礎上,加強基礎體能向專項體能、專項體能向專項運動表現轉化的投入和實現途徑,繼續保持各種科技助力手段,提升隊伍的整體科學化訓練水平,以期運動員在2021 年奧運賽期達到最佳競技水平。

2  體能訓練主體內容板塊的調整對策

2.1  最佳競技能力構成因素的金字塔模型

   21世紀以來,在國外職業體育市場化蓬勃發展和密集型賽制的大背景下,對職業運動員傷病預防、康復、競技狀態保持及職業壽命延長的需求日益增加,功能訓練得到迅速的發展。一大批身體功能訓練領域的先行者們通過不斷地實踐與總結,并經過美國職業體育的實際檢驗后取得良好效果,在全世界得到了迅速地發展與普及。實踐證明,這種訓練方式是對傳統體能訓練方式的一種有效補充,功能性訓練方法不僅豐富了體能訓練的內容,并且重新找回了曾經被忽視的身體訓練基石——基礎動作練習,還對競技能力的構成因素進行了新的定義和認識(邁克·鮑伊爾,2017)。

   最佳競技能力金字塔模型分為3個層次。最底1層是根基部分,它代表人體完成動作的能力,即人體動作功能,主要包括關節運動的靈活性、穩定性以及神經-肌肉控制能力。當人體關節具備良好的靈活性、穩定性及神經-肌肉運動控制能力時,才能經濟有效地高質量完成動作,在此基礎上才能很好的發展其他各種能力。反之,當以上任何一個因素出現異常時,人體動作功能就會出現過度使用、代償、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等情況,并容易出現疼痛和損傷。因此,正確的動作模式是整個身體訓練的基礎,也是預防運動損傷的前提條件(Cooket al.,2011)。

   2層代表人體的各項身體素質,如力量、速度、耐力、柔韌和靈敏等。但并不意味著在這一層級就拋棄了動作練習。一方面,良好的身體素質是通過各種動作完成表現出來;另一方面,動作是所有身體運動能力的載體。傳統的體能訓練追求通過發展力量和速度以獲得更大的肌肉輸出功率,但如果運動員不具備良好的身體功能和動作模式,而盲目依靠心肺功能增加負荷進行訓練,就像一部發動機很好的跑車卻沒有良好的操控性能一樣,其結果是十分危險的,這也是沒有良好動作功能基礎的運動員,容易出現急性或慢性運動損傷的主要原因。第3 層代表運動員具備的專項能力水平,基礎體能需要轉換成專項能力,最終展現為運動表現。

2.2  國內體能訓練內容板塊不合理的成因

   以國內長期以來的訓練理念來對標競技能力金字塔模型,發現隊伍當中存在的情況是相反的。國內隊伍大多最為注重和投入最多訓練時間的是塔尖的專項能力,因為這是與運動員最終競賽成績關聯最緊密的,也是最為見效的辦法。但這樣可能導致的問題是,如果沒有金字塔基礎的支撐,就會大幅增加運動傷病的潛在風險,同時,專項能力在提升到一定階段后,就會很快出現技術瓶頸,而因此停滯不前。

   金字塔塔基部分的身體動作模式和中間部分身體素質相關的基礎體能,是長期被大部分隊伍教練所忽視的。在近幾屆奧運會的備戰過程中,包括在2012倫敦奧運周期身體功能訓練團隊工作的開展,我們隊伍的認識有了很大的改觀,也起到了一定的實際效果(王雄等,2014)。但整體上來說,這種投入和改善還是不夠的,其因素有多方面:1)很多隊員的動作模式習慣、身體能力特點在青少年時期已經定型,進行重新糾正和改變非常困難;2)由于缺乏高水平的體能教練指導和體能訓練缺乏持續性,訓練成效難以保證;3)因為各種賽事的成績壓力,以及主教練的訓練模式難以發生本質性的改變,對于需要大量時間投入的基礎訓練來說,這并不是最“劃算”的選擇。最后導致即便是已經拿了奧運冠軍、世界冠軍的運動員,在身體基礎能力方面依然有短板,依然有不規范的、不合理的訓練動作出現,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傷病積累,或者對他們的職業生涯時間產生潛在的不利影響。

2.3  延期后的體能備戰策略調整建議

   即便對于高水平運動員,通過糾正性練習、基礎動作模式練習、神經-反饋刺激練習等方法,依然可以達到重建動作功能、優化動作模式的效果。因此,在延期1年的情況下,在隊伍的體能訓練內容板塊中,仍需加入一些功能性測試和糾正性練習等訓練內容,并根據運動員個體情況進行針對性的訓練。

   公平競爭是奧林匹克精神之一,無論新人老將,在同一競技規則下進行實力比拼。而對于處于不同年齡結構和競技能力層次的運動員來說,其體能訓練的著重點有所區別。對于青年運動員來說,正處于職業生涯能力的上升期,1年的時間可以產生較大的變化,不僅有獲得奧運參賽資格的機會,而且對于明年全運會備戰以及2024年巴黎奧運會的儲備也都是其運動生涯的重要節點。青年運動員是中國競技體育的未來支柱,在體能訓練當中,一方面要強調其動作質量,保持高質量的動作模式,增強金字塔塔基的厚度,均衡發展各項運動能力,消除短板,繼續夯實其基礎體能水平,同時可以安排合適負荷加強轉化,快速提升競技水平。而對于已具備豐富訓練經驗的老將來說,一方面要通過功能性訓練和基礎體能訓練保障其身體的健康水平和能力厚度,重點是查缺補差,同時注重基礎體能向專項體能的轉化。

   “沒有測試就沒有評價,沒有數據就沒有計劃”“如果不能測量,就無法控制”,已是全球運動訓練領域科學化發展的共識(Haff et al.,2017)。當前在國家隊進行的基礎體能測試,讓很多教練員對運動員的身體能力不足有了客觀的新認識,提升了長期忽視的一些身體素質,一部分隊員也因此在專項訓練方面取得了實際的進步和成效。測試不是目的,而是引導運動員科學訓練的重要手段,對于增加1年的準備期,既要發揮出原有的作用,也需要對測試內容進行一定程度的升級,使其更好的為實現目標而服務。因此,建議在當前的體能備戰方案中,在運動員基礎體能測試達標以及短板問題得到較好解決后,可以將每月一次的測試周期延長,而同時注重專項能力的提升。或者可以在訓練周期的專項發展階段,讓各運動項目安排針對各自項目特點的專項體能測試,發揮體能測試的訓練指揮棒導向作用,從而最大程度擬合體能與運動員的專項運動能力的高效一致性,繼續發揮體能在奧運備戰中的重要抓手作用。

3  訓練傷病風險因素的預防策略

3.1  延期對訓練傷病風險的主要挑戰

   對所有備戰奧運的運動員來說,高強度訓練時間的延長,運動員由于身體疲勞積累和情緒倦怠,訓練當中產生損傷的風險大大增加。特別是國內一部分運動員,在大賽之前,已處于長期帶傷作戰狀態,目標就是堅持到奧運賽場進行最重要的較量,而備戰時間的延長也給傷情加劇帶來了更高的風險,一旦訓練中把控不好,急性傷病突發,不但犧牲了個人健康,所有的努力都將付諸東流。

   因奧運延期而面臨最大挑戰的是一部分大齡老將,如今年36歲的舉重運動員呂小軍、33歲的競走運動員劉虹、33歲的女排運動員顏妮、31歲的鉛球運動員鞏立姣和標槍運動員呂會會、29歲的跳水運動員施廷懋和王涵、女排運動員曾春蕾等,他們依然是中國奧運軍團中的核心力量。備戰中這些老將除了面臨世界范圍內新人的挑戰,面臨意志和體能的雙重考驗,現在還將面臨延長1年的訓練傷病風險。體能訓練的重要功能不僅是要提升運動表現的競技體能,同時要提升可有效預防傷病的健康體能,在團隊中與康復人員進行緊密配合,發揮健康保障的最大效能作用。在延期備戰過程中,應利用體能訓練預防損傷的功能,盡可能緩解或消除傷病,避免意外發生,建立起針對損傷防治的體能-康復聯動反饋機制,發揮體能、康復雙重保障的組合效應,保護好前期的備戰果實。

3.2  日常體能訓練中的傷病預防策略

   在預防傷病的體能訓練策略上,重點應該進行以下幾點安排:1)應該在今年的測試賽或周期結束后,盡快安排時間對當前運動員的傷病情況、健康情況進行再一輪全面的體檢、測試和篩查,了解運動員個體傷病情況和風險因素的變化趨勢,特別加強體能教練和隊醫或物理治療師的深入溝通和配合機制;2)利用這一年時間,重點安排一個較長時間的基礎體能階段,特別是結合身體功能訓練的方法優勢,重建或恢復運動員機體關節的靈活性與穩定性,在既定的訓練計劃當中加入糾正性練習環節,并進行定期的功能性篩查評估,利用FMS、SFMA、Y-Balance、星型平衡測試等功能性測試、篩查方法,進行針對性改善;3)重視每一次訓練課的熱身或準備活動,做好每一堂課、每一個訓練日的身體恢復放松,及時消除疲勞,避免訓練中出現意外和慢性損傷積累;4)每堂重點體能課訓練前,應做好運動員主、客觀疲勞監控,用相關測試量表、心率表、Omegawave 競技狀態綜合診斷系統等科技手段了解運動員前一天的睡眠、休息和恢復情況,訓練課后做好訓練課強度負荷的主觀評價,動態掌握運動員的身體疲勞狀況和心理情緒因素,并根據實時反饋情況,在合理范圍內動態調整訓練課的負荷安排。

4  體能訓練保障機制的穩態保持和動態調整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當中,我國政府展現出了巨大的體制優勢。而長期以來,中國競技體育成功背后最重要的支撐就是舉國體制,中國競技體育成績與我們長期封閉集訓的管理體制有著直接關系。在新時代,面對改革新形勢,既要對原有體制中不靈活、低效率的部分進行優化整改,也要繼承發揚我們集體協作的固有優勢,強化訓練保障。

4.1  經費保障的預期下降因素

   延期1年在訓練保障方面帶來的影響當中,首先面臨的巨大挑戰是備戰經費的不足。疫情讓全球經濟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超級緊張期,人民的生命財產保障處于第1位,各行業保障經費包括奧運保障經費的下行是必然預期。經費減少會給備戰帶來新的壓力,對我們的后勤保障機制也是一個較大的挑戰。

4.2  人員保障的穩定性和持續性

   在體能訓練工作的保障當中,首先涉及的一個問題是人員的變動因素。體能教練的選擇和穩定是體能備戰工作成功的重要保障,穩定的保障團隊結構,對于運動員訓練的適應性和持續性都有一定的影響。在本輪備戰中,國家體育總局在體能訓練、康復國外專業人員的聘請上投入了大量經費,這些經費預算均以今年的奧運會結束為時間節點,而經費縮減可能會導致部分人員的離崗,而國內體能教練的待遇對優秀人才的吸引也不足。如果由于經費縮減發生人員變化,應予以慎重考慮,并采取一定的國家隊與省市隊伍的聯動應對策略。比如某些隊伍外教水平不錯,特別是通過近兩年備戰過程與隊伍的反復磨合,得到了隊伍的信任,當人員費用不足時,可以建立國家隊與地方全運會保障的聯動機制,讓地方省市財政負責部分經費,將履約合同的時間放在奧運會和全運會都結束后。體能教練的個人業務能力、跟隊經驗、風格類型和隊伍、運動員之間存在一定的匹配性和選擇性,若前一階段發現體能教練并非非常適合,或者對前期工作完成情況不滿意,應在新周期開始前盡快調整,選擇最合適的體能工作人員。

4.3  訓練基地的場地和器材設備保障

訓練基地的場地和器材設備保障是體能訓練重要的硬件輔助因素。全國各級訓練基地的經費投入不一,訓練器材的配備不同,在運動員轉訓過程中,由于器材設備的差異和缺失,也會對訓練和測試的持續性產生一定的影響。雖然體能訓練的方法種類是多種多樣的,達到一個目標可以根據現有器材設備,甚至進行徒手訓練,但在效果上,一些特定負荷、特殊針對性的訓練器材還存在較大的輔助優勢。建議各隊伍可配備一些費用不高的便攜式訓練器材,比如彈力帶、TRX、訓練滑墊、泡沫軸、筋膜球等。另外可以由國家體育總局下發一個全國訓練基地體能房功能設置的指導性標準,指導各基地體能房配備基礎性的綜合力量訓練架、啞鈴、壺鈴、有氧訓練器械等通用設備,保障國家隊在各駐訓基地的基本硬件條件。

此外,在保障機制方面,加強隊伍內體能教練之間的業務交流,定期組織體能教練召開專題業務研討會,讓業務研討成為常態化形式,讓專項教練和相關保障人員都參與其中,集思廣益,提出、研討和解決訓練中的具體問題。

5  結語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奧運延期的雙重沖擊面前,全球奧運備賽運動員尤其是其中的大齡運動員,都面臨著“艱難的堅守”。奧林匹克運動本身就是對人類意志和體能的考驗,是不斷挑戰極限、超越自我的運動魅力和體育精神。1 年延期帶來的各方面影響雖然復雜,但對于所有備戰運動員來說,主動迎接挑戰才會贏得更好的提升機會。在體能訓練工作方面,需要做好訓練周期調整后的訓練計劃擬合、根據實際需求調整內容方案、最大程度規避損傷風險、加強訓練保障的穩定性和持續性等工作,使得中國奧運軍團能夠繼續夯實體能基礎,在1年后的東京奧運會中達到最佳競技狀態,重塑世界競技體育新格局。

——摘自:王雄,第32 屆夏季奧運會延期后體能訓練備戰對策的考慮因素——《中國體育科技》,2020.01

中國競技體育發展戰略的困境及突破路徑研究

競技體育戰略的優化設計是實現中國競技體育事業可持續發展,推動中國由體育大國迅速轉變為體育強國的重要保障。其作為中國競技體育事業的一項重要任務,一直以來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各級體育管理部門在中國競技體育發展的不同時段紛紛制定宏觀競技體育戰略規劃及實施微觀競技體育戰略措施,從而正確的引導中國競技體育沿著科學、健康、有序、可持續的道路發展,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競技體育的高速前行。然而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特別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體制處在轉型的“十三五”攻堅期,競技體育在向社會化、職業化、產業化、市場化方向不斷深入發展的過程中,由于其系統運轉過于行政分割化、地域分割化、部門分割化所造成的競技體育市場零散,要素流動受限并且協同度不高,資源不能科學、合理分配,國家、社會、組織、個人相關多方利益博弈收益不能最大化的諸多矛盾不可避免的日益凸顯,這些都不同程度的阻礙著中國競技體育事業的良性發展。另外不同層級政府部門及體育管理部門在解讀國家總體競技體育戰略思想的過程中存在思路偏差,信息在不同層級傳遞過程中也存在著部分失真,使得戰略執行穿透力不強,彈性化不足,不利于中國競技體育改革進程的不斷深入。實踐上的困擾往往需要理論上的創新與突破,因而系統查閱中國競技體育發展現狀相關論文、專著、國外資料為本研究提供基礎理論依據; 訪談中國相關競技體育管理部門行政人員、相關領域專家,對中國競技體育發展現實進行深度了解,為本研究提供實證依據; 在此基礎上深入剖析中國競技體育發展現狀、戰略困擾,架構優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競技體育戰略策略,從而解決中國競技體育發展過程中的深層次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1  中國競技體育發展脈絡及現狀

中國競技體育歷經萌芽階段(20世紀50—80年代初) 、發展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21世紀初) 、深化階段(21世紀初—2008年) 、新階段(2008年北京奧運會后至今) 4個時期。

萌芽階段的中國競技體育是以獨立省屬行政經濟地理區域為基本單位而存在發展的,其戰略模式演進一直以計劃模式為主導,以“奧運爭光”“全運奪金”為主軸,這一時期計劃經濟占絕對主導地位,市場經濟份額極小。該時期的競技體育服務于社會主義新中國,一切競技體育工作的完成模式是: 先以省域基本單位進行線性目標分割,然后各級政府分別執行任務完成分目標,最后各行政省域綜合達成國家競技體育總體目標。不可否認的是計劃與奪金模式使中國競技體育事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大,從大逐漸轉強,為中國體育事業的輝煌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是中國競技體育現代化乃至國際化的核心基石。

發展階段基于改革開放的國策,中國經濟社會飛速前行,市場經濟所占份額在國民經濟總體中的比例中愈來愈高,不同省域經濟由于世界經濟市場日漸形成、國內經濟市場的日漸同一而彼此依賴,逐趨形成中國獨有的區域經濟格局。單一、獨立的省域經濟由此難以維持,中國不同省域基于地理位置及資源的相近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四大經濟地理版塊區域,中國的競技體育也隨之不斷深入發展形成了四大區域競技體育版塊,各大區域之間及區域內部的競技體育實現了廣泛的交流與協作,中國競技體育總量得以不斷提升。然而由于經濟的失衡導致區域競技體育的發展相對失衡,并在后來的發展中愈演愈烈,形成強區恒強,弱區愈弱的競技體育格局。即便是所謂的單一區域之內基于多維原因,諸如惡性競爭、資源分配不均等也呈現出較大的差異,致使區域競技體育發展極度不均衡,中國的競技體育依舊處于探索緩慢發展時期。

深化階段隨著中國競技體育逐趨與世界競技體育接軌,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化,計劃模式與市場模式日益深入交融,中國競技體育事業也隨之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不同區域的競技體育元素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通過差別與比較優勢,各區域競技體育進行頻繁的交流協作,不斷推進中國競技體育的發展。與此同時區域競技體育戰略格局也更加復雜化,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區域競技體育分化日漸凸顯,極差愈來愈大,中國競技體育的區域格局朝著畸形偏態結構蹣跚前行。

新階段始于中國北京奧運會之后。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一舉奪得48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這一空前的戰績使中國競技體育向強國之林邁出重要一步,中國的競技體育事業也邁向了一個新的高峰。不同區域的戰略規劃,在國家統一的競技體育戰略思想規劃下進行了深度調整,既遵循統一的國家競技體育總目標,又以自身區域特征為背景制定分域戰略目標,形成了統分結合,協向并進的后奧運競技體育戰略新體系。然而榮耀的2008年北京奧運后的新競技體育戰略體系依舊存在諸多矛盾:競技體育資源持續不斷累積壟斷化;區域競技體育運行以行政計劃調控為主而忽視市場規律;區域競技體育沒有形成良性協作機制,協作層面不夠深入,效益不夠理想;區域競技體育行政主體利益至上等等。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競技體育的改革深入也勢在必行,而改革的前提在于深入分析中國競技體育發展制約因素,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相應困境解凍策略構建。

2  中國競技體育發展戰略困境

2.1  區域經濟非均衡性格局對競技體育發展的制約性

中國廣袤的地域及獨有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是中國區域發展的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之一,競技體育事業的發展同樣存在地域差異,同時也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受到多維因素影響。近年中國競技體育在世界競技體育舞臺發展迅速,但在國內競技體育事業發展的進程中,不同的區域卻表現出較大差異。全運會競賽成績是反映我國地域競技體育水平的最直接因子,對近3屆全運會的獎牌分布進行調查研究發現:在比賽時間相隔的12年間獎牌分布情況幾乎基本相同。尤其是處在前八名的隊伍,只在名次上有相對的調動,這便是競技體育區域事業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產生的“馬太效應”。從全運會獎牌分布來看,競技體育發展較好的省份多集中于沿海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區域,廣東、山東、江蘇等多為獎牌榜前三的常客。從中國宏觀經濟的GDP發展來講,這3個省份的GDP水平也是中國區域經濟的最高水平。從中國目前的經濟區域布局來講,大致可分為東部沿海地區、西部地區、東北地區、中部地區,其發展策略是:東部率先、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和東北振興,各地區協調、可持續發展。政策的實行同樣限定了目前體育事業發展的程度與水平。政府對體育事業的支持、重視與投入是決定中國體育事業發展的關鍵。而體育事業的支持主要表現在地區生產總值、政府援建體育場地數、財政撥款額度、體育訓練經費、公益性社會指導員累計人數5項指標。對于區域競技體育來講,運動員成績與競技體育人才儲備則是其發展中的核心因子,運動員創造的成績愈好,優秀運動員儲備量愈多,教練員執教水平愈高,那么該區域競技體育總體發展水平就愈高,而只有區域經濟的穩定發展才能帶動這些因素水平的逐步提升。

2.2  各區域競技體育布局調控缺乏,存在盲目性與攀比性

中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在社會文明傳承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色。各區域依據自身優勢競相發展各具特色的區域城市文明,競技體育項目布局在統一的中國競技體育項目布局戰略思想指導下也呈現出多樣化。從目前各區域的競技體育項目布局整體看,盲目性與攀比性是其最為顯著的特點。其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各地區競技體育事業的發展整體缺乏規劃性,各地區部門競相發展自身體育事業,各自為政,忽視區域競技體育的協作共進。就中國體育事業推進過程中的宏觀布局來講,建成體育強國是中國體育事業的最終愿景。就各區域戰略布局來看,由于目前中國市場經濟體制還存在不足,各區域依然存在過度重視“奧運爭光”戰略以及“全運”發展戰略,“金牌主義”“功利主義”依舊普遍存在。這在無形中便使得行政指令協作在區域競技體育協作中占主導優勢,市場杠桿調節處于從屬地位。這種態勢使得競技體育資源禁錮,各要素流動受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不符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2)各區域的盲目性與攀比性發展使得競技體育事業的發展存在眾多的失衡。在眾多經濟因素中,宏觀經濟競爭力、產業經濟競爭力、知識經濟競爭力、政府作用競爭力、發展水平競爭力、人力資源競爭力六大經濟因素與省域競技體育關系密切。就競技體育而言,其發展的主要矛盾在于高水平競技體育的發展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市場經濟體制發展背景下,制度因子不健全導致一系列俱樂部模式、體育產業模式、體育市場模式等存在較多弊端與誤區。其發展競爭力如同水中撈月、隔靴撓癢。而各區域政府在體育建設上存在盲目性與攀比性,為了自身利益競相將競技體育的發展變為打造政績的工具。“大而全”的場館建設、后備選材過度消耗了自身體育事業的多元文化特色,從而使得區域性的體育事業得不到有效充實與發展。同時長期以來,中國體育理論界著重從微觀或中觀層次研究體育組織過程及其模式,而在宏觀層次上主要以全國或四大地帶作為分析單元,忽視了宏觀體育發展復雜過程中的空間差異性。造成其弊端與誤區的另一個核心因素就是各地域以自我為中心的“獨贏”思想理念進行競技體育項目布局,過度消耗人力、物力資源,以滿足自身的小而全,從而導致物質資源的鋪張浪費,不能形成各區域間的協向并進、發展共贏局面。

2.3  市場制度的不健全導致競技體育資源得不到有效發揮

中國競技體育是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其發展深受計劃經濟的影響,深深打上了計劃經濟的烙印。但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進一步飛速發展,市場經濟逐步建立并得到深入發展,出現計劃與市場并存的雙軌局面,中國競技體育的發展已逐漸置身于市場為主的經濟體制中。在經濟制度改革進入深水區時期,競技體育諸多領域制度、法規出現真空,競技體育的發展同與之并存的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不可避免的發生矛盾與沖突。而中國競技體育的計劃慣性使得各項競技體育市場改革難以有效推進,競技體育事業困難重重,與中國經濟制度改革格格不入。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競技體育的發展長期處于在“舉國體制”的模式主導下,其資源建設是以國家利益為最高目標,國家體育管理機構在全國范圍內調動相關資源和力量,國家負擔經費來配置優秀的教練員和軟硬件設施,集中選拔、培養、訓練有天賦的優秀運動員參加一系列國際賽事。這種培養模式在傳統的“金牌主義”主導下,在中國特定的發展時期對競技體育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但這種模式無論是在運動員長期發展過程中,亦或是市場商業化操作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漸凸顯出不足,與社會市場的積極性、規模的擴大化以及競技體育資源的可持續性發展理念相悖。在市場經濟發展新時期,涌現出一大批與中國競技體育相呼應的新生資源,但受制于傳統體育發展理念的影響卻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發展壯大。從另一角度來講,過度競技體育市場化發展并不利好于中國目前競技體育發展的國情。一方面完全市場化體制發展,會使部分市場化水平較高的競技體育項目大量涌現,或許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中國的競技體育真正做到協調和可持續發展。雖然從長遠理論的角度來看,以這種方式解決問題較為徹底,但在短時間內中國競技體育整體水平也可能會出現大滑坡,從而使改革與中國國家競技體育政治目標最大化相沖突。另一方面對于一些市場發展空間相對較小的冷門項目如:水上項目、冰上項目、射箭、高爾夫等運動,在社會上及校園中很難得到有效開展,如果完全依據市場規律進行培育,其生存發展狀況就令人堪憂。中國在近些年來經濟層面雖得到了有效提升,但是相較于歐美國家中國存在人口基數大,區域發展不平衡,人均資源利用率低等問題,這同樣也決定了市場化體制不能短時間內得到有效發揮。舉國體制和市場化體制缺少系統性、科學性、深入性交融是區域競技體育協向共進發展的矛盾節點。

2.4  傳統區域理論主導背景下區域競技體育的發展舉步維艱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發展以來,各區域競相發展社會經濟,制定了一系列相關的政策、制度、發展戰略規劃,整體效應上體現在人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精神生活不斷豐富,但總體講來無法完全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對競技體育文化的需求。傳統區域競技體育發展理念主要強調地理環境、社會經濟因素以及競技體育自身三者相互協調發展。從地理環境因素來講,中國地域遼闊,在歷史變遷當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傳統文化。以東部沿海區域為例,在一些水上競技項目方面極具特色,而在冰雪項目方面,東北地區以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實現了對該項目的全國性壟斷。但這些地域特色項目并不利好于其他地域,缺乏可推廣性,項目的普適性與市場化難以實現。這就導致了中國區域競技體育項目布局呈現出不均衡性,缺乏項目發展的整體規劃。另一方面則表現在地理特色資源項目的失衡,各區域間缺乏協作共向發展,從而使得區域間整體競技體育利益無法得到可靠的保障,不能充分實現競技體育區域間的合作共贏。中國疆土面積遼闊,各區域體育事業基于一定的地理風貌、經濟差異性、歷史選擇性等呈現不同的空間結構化,因此不同區域競技體育發展特色各異,發展過程中難免產生一定瓶頸。從空間角度來分析現今的競技體育制度的不足,并將其進行優化設計,同時如何實施有效的協同理念促進百花爭艷是區域競技體育項目合理發展過程中的有效舉措。改革開放以來,處于計劃經濟下的我國很多運動項目如:乒乓球、羽毛球、跳水等在競技體育“舉國體制”發展模式下也取得了實質性的發展,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世界領先水平。這種計劃式經濟培養手段使中國逐漸成為了體育大國。然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必然會有更多的運動項目向職業化過渡,項目職業化是市場經濟對競技體育項目進行選擇的必然結果,從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三大球便相繼開展了職業聯賽,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同時有效的提升了運動項目的技戰術水平。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運動項目都適合于市場經濟,項目本身的生存與發展必須以項目社會化程度及經濟效益的不斷發展為依托,因此對競技體育自身來講,其發展必須根植于以國情為基礎的計劃體制和市場體制共融、協同、共進發展之中。

2.5  競技體育資源分配不均,資源整合有待優化

2011—2020年奧運會爭光計劃綱要》明確指出:將競技體育社會化是完善舉國體制的重要保障。競技體育資源社會化是中國競技體育事業的發展必然路徑,也是競技體育發展的最終歸宿。競技體育資源可以表述為能夠滿足競技體育發展所需的各種自然、競技、社會等要素或條件。中國區域競技體育資源分配的主導者是國家體育管理部門及各區域的政府部門委托的次級體育機構。基于地域經濟與地域地理差異,國家層面的體育管理部門及區域政府常常會以自身利好為基礎進行預判資源投入,于是就會出現競技體育區域資源分配一部分區域極為不足形成競技體育資源貧瘠,而另一部分區域卻因過度掠奪式發展造成競技體育資源過度鋪張浪費。其區域性發展體現在如下幾點:1)各區域競技體育資源投入不均。競技體育的發展是建立在以運動員為對象,通過其訓練所配置的一系列教練員、場地建設以及競賽經費為保障前提的,因此物資資源的投入多少決定了其發展程度的差異性。從目前現狀來看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域在其物質投入方面遠遠高于相對貧瘠的地區。例如中國東部區域,經濟相對發達,其競技體育的發展水平從近些年的全運會競賽成績中可體現出來。2)以經濟發達區域為主導的競技體育資源過分掠奪。中國地域經濟發展的相對失衡使得競技體育資源相對集中于經濟優勢區域,這一點著重體現在一些經濟高度發達的省份和省會城市。這些地域因為自身的物質文化程度相對較高,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對相對貧弱的省份或是城市進行過度的競技體育資源掠奪,這種過度競技體育資源掠奪行為是導致中國的競技體育發展產生嚴重失衡的核心因素,同時也使得競技體育事業總量難以提升,區域協作模式難以優化,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域在其發展競技體育事業過程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也大打折扣。

2.6  處于計劃與市場雙控體制中的中國競技體育事業綜合社會效益難以提升

中國經濟是在計劃與市場共向協進的模式理念下發展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雙軌制”經濟體制。在經濟一體化發展的今天,經濟發展格局也產生相應的變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進入新世紀后黨和國家作出的一項緊迫而重大的戰略部署,必將影響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中國競技體育事業的前期發展體制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即“舉國體制”。這種“集權化”培養機制,從運動員選材、訓練、競賽、輸送、分配、退役等均由國家政府統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價值補償機制的弊端。正因如此,競技體育發展也遭遇了一些盲點與誤區。過分強調市場,則會弱化中國優勢競技體育項目,以體操、水上項目等為首的市場發展程度較低的運動項目,將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出現整體競技水平下降趨勢。而過分強調“舉國體制”則使競技體育市場效應大打折扣,違背市場規律,與中國經濟發展現實相悖,同時競技體育發展的社會化、實體化、市場化、產業化也得不到應有的改善。因此在這2種經濟制度并存下的中國競技體育發展一直舉步維艱,很難找到多方攸關競技體育利益平衡點。在計劃與市場協同并存的經濟體制下,中國競技體育發展的好壞關鍵在于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博弈平衡。但是這種博弈機制必須建立在中國現階段基本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基礎上。目前我國競技體育的發展更加注重社會化,即以市場為導向進行宏觀調控,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競技體育發展模式。但是中國競技體育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如何避開傳統計劃弊端,利用市場優勢全速前行,沒有現存的經驗可偱。現實的競技體育法律、法規、制度真空或者不健全、市場秩序混亂等不利因素是阻礙我國區域競技體育市場化發展的主要因素。而計劃經濟時代下的“舉國體制”被印證了已經不能較好的推進中國現時區域競技體育的健康、科學、有序發展。因此“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下的區域競技體育發展一直缺乏綜合利益平衡點,面臨行業發展瓶頸。

3  中國競技體育戰略機制優化策略

3.1  淡化競技體育事業發展“金牌主義”論

功利主義是傳統區域競技體育發展的特色模式,即把競技體育當作一種政治手段以奧運爭光、全運奪牌為發展目標。這種發展理念從根本上扭曲了競技體育發展的真正內涵。社會發展倡導科學發展觀,即要遵循“以人為本”為核心。從可持續發展角度來講,“金牌主義”下的政府階層,過度將體育優質資源運用在頂層核心項目,忽略其他項目的基礎發展,這是與競技體育項目均衡發展相悖的。而從市場角度來講,這并不利于區域競技體育協作相關企業的健康發展,競技體育人才培養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競技體育發展理念無法與當代我國競技體育體制相融合,與“雙軌制”下的競技體育發展是背道而馳的。因此淡化區域競技體育的功利性,強化競技體育品牌打造理念,使競技體育更好的服務社會,提升競技體育發展綜合效益是區域競技體育協作未來發展的主要導向。這便要求作為頂層設計者的各級政府,和競技體育發展社會實踐中堅力量形成改革的合力,協同民眾個人的價值觀參與導向,共同走出當下競技體育“金牌主義”的發展困境。

3.2  建立計劃與市場雙控的競技體育發展資源模式

資源問題始終是中國競技體育乃至體育事業發展的瓶頸問題。競技體育的資源具體可包含人力資源、物質資源、體制資源、政策法規資源、科技資源以及產業資源等等。區域競技體育資源配置具體可包括種類、層次、規模、結構及方式。實踐證明,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直線區域協作資源發展模式并不利于當今社會化背景下的競技體育進程。經濟發展失衡使過多的資源利用集中于經濟優勢區域,資源過度掠奪是形成了競技體育發展“馬太效應”的終極原因,競技體育資源配置的非均衡性發展趨勢勢必引致競技體育資源配置模式的重新改良。而提升競技體育資源利用的有效性與時效性,確立以我國國情為框架背景的“雙控”區域競技體育協作資源配置模式無疑是其首選。一方面,要從市場經濟規律出發,依據市場運作對各競技項目進行社會化培養,實現真正的競技體育產業化經營,從而打破傳統的政府壟斷式資源配備,通過合理的競爭平臺促進項目競技水平。政府要在市場操控機制下為體育產業化制定相關的法規政策,維護競技體育市場秩序的穩定。另一方面對市場價值較小的運動項目以及中國競技體育的優勢項目則要繼續集中國家力量進行發展培養。依舊采取“計劃”主導模式,對其進行宏觀調控,以待我國市場經濟成熟后采取市場化經營。“雙控”競技體育資源配置模式即是適當放權與平衡區域體育資源配置,以實現競技體育資源合理調配,調動經濟弱勢地區的競技體育事業積極性,促進中國競技體育總量的快速增長。目前我國競技體育資源配置正由計劃配置逐漸向市場配置轉軌,處于計劃與市場雙控體制下,并逐趨轉軌到市場為主,計劃為輔的改革道路上來。新時期我國競技體育資源在其培育、開發、利用等方面雖較計劃經濟時期有所改良,但仍未得到良好的管控,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特色的競技體育事業市場化改革依舊受到傳統計劃控制慣性阻力的較大干擾,與“舉國模式”存在諸多矛盾與沖突,不能與舉國模式進行深度融合致使改革進程緩慢,競技體育市場功能得不到有效的發揮。其主要表現在經濟不發達地區競技體育資源相對性不足,部分區域實行過分資源掠奪模式,導致資源配置失衡與相對資源過剩與浪費。區域競技體育協作是以各地域、項目、政府等為軸進行多維式的競技體育合作發展,以區域一體化進行競技體育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整合各區域的優勢實現區域競技體育整體協同共進。這就必然要求協作區域優化相關競技體育資源配置,既遵循市場規律進行優勝劣汰發展優勢項目,提升優質競技體育資源利用效率,又利用計劃指令扶持基礎項目實現區域競技體育項目合理布局。打造統一的區域競技體育市場,建構區域競技體育協作聯盟,對區域競技體育資源進行科學調配、合理實用,共同實現區域競技體育發展效益最大化,從而不斷促進中國競技體育事業的進步。

3.3  建立區域競技體育協作組織,完善協作組織機構

優化的區域競技體育協作機制是實現良好的競技體育事業綜合效益的前提,也是競技體育事業由概念化走向實體化轉變的強力保障。而建立區域競技體育協作組織,則是加強區域體育管理和協作的有效舉措。區域競技體育協作專門組織在完善運行機制同時對提高協作效率,實現利益主體與決策主體平衡式發展、規范化秩序具有重要意義。區域競技體育協作組織的重要作用:1)以區域協作的各省市體育部門為領導機構,對競技體育事業的發展制定一系列的發展規劃、組織、管理以及交流工作,對市場化操控進行法制化管理;2)建立區域競技體育協作組織的信息平臺,對市場化手段經營進行輿論宣傳及監督,通過參與民眾對市場運營策略進行反饋與評價;3)組織機構必須有社會部門參與,將競技體育產業化經營模式及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提請行政部門商議并共同解決,促進競技體育可持續發展戰略進程,必要時可行使一定的決策權來增強運營手段;4)區域競技體育協作組織要針對該協作的省市區域進行一系列賽事組織促進該區域人群的共同參與度,建立以民眾共向參與的競技體育互動合作平臺,增強其區域協作的認知度和共識性。

3.4  優化競技體育協作機制、完善協作法理、法律制度

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完善的法律法規制度是競技體育區域協作可持續性發展的重要保障。競技體育的區域協作必須遵循競技體育市場規律,以競技體育市場為調節杠桿,以行政計劃指令為調動與協調工具。在其推進過程中難免會產生一系列不健康的、紊亂市場的不良因子,例如其發展過程中的投機取巧、非正常的行政干擾、弄虛作假等。因而良好的區域競技體育協作機制的構建必須通過行政手段健全和完善相關競技體育協作的法治理念以及法律手段,剔除阻擾及破壞競技體育區域協作市場的非正常因素。

培育健康、有序的競技體育競爭與協作市場,必須要以細分競技體育流動要素、明晰競技體育要素流動規律為前提,進而準確把握區域協作發展方向。從社會學與經濟學角度而言,競技體育的要素流動是指:為提高競技體育效益從而在各項目中出現的有序與無序并存,各元素的流動現象。競技體育元素流動途徑可歸納為橫向與縱向流動,橫向流動比如運動員的跨區域流動,縱向流動如同一區域職業隊與業余隊之間的流動。在實際流動發展過程中競技體育管理部門要不斷的摸索經驗,制定流動法律、法規、制度,規范競技體育元素流動,充分實現流動元素各主體間利益的共生共增,多方利益博弈均衡,從而推動區域競技體育協作得到持久性發展。

3.5  培育專業競技體育協作中介

歐美資本主義競技體育發達國家之所以區域協作化程度高,除擁有健全的相關制度外,專業而發達的職業競技體育中介是其重要因素之一。競技體育協作中介產業是為了方便競技體育協作商品流通,連通競技體育協作市場買賣過渡環節不斷壯大競技體育協作市場而逐趨形成的中間企業。新時期競技體育投資與競技體育消費作為新興朝陽領域不斷擊起民眾的投資熱情與沖擊著民眾的消費意識,中介產業便成為競技體育商品交易的中間橋梁,成為競技體育市場不斷走向成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隨著競技體育市場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職業競技體育也得以迅猛發展,競技體育資源配備也逐步從計劃配置轉向市場供給,廣闊的競技體育協作市場也為競技體育中介產業造就了良好的發展空間。而培育一大批競技體育區域協作的優秀中介產業也就成為中國競技體育逐步實現社會化、商業化、職業化、產業化的一條重要路徑。這就要求競技體育相關部門規范競技體育協作中介職業標準,行業規范及壁壘,以此制定相關的培訓、就業計劃。充分利用社會化機制平臺,共同促進競技體育區域協作。

3.6  創新區域競技體育發展協作管理機制

傳統的區域競技體育的管理機制是以政府為中心,實行高度集權化,以計劃經濟體制為綱實現政府對宏觀到微觀競技體育元素的完全操控。這種傳統管理模式從根本上壓抑了市場機制對競技體育的扶持,與當今中國社會發展現實是難以交融的。競技體育的管理體制與政治文化有著緊密聯系,如何借助中國特有政治文化優勢,實現區域競技體育利益最大化是關系到中國競技體育未來走向的重要一環。而實現這一環節的關鍵在于必須創新區域競技體育發展協作管理機制。長期運行的競技體育“舉國體制”發展模式在中國區域競技體育事業的發展中根深蒂固,致使區域競技體育協作機制僵化,競技體育事業效益難以得到持續有效的提升,究其原因在于政府在區域競技體育事業發展中擔任的角色沒有得到根本性扭轉。與現行我國社會發展現實相匹配,在我國區域競技體育事業發展過程中,政府應將自身角色定位為宏觀政策制定者,政策實施過程的監督與協調者,而不是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將區域競技體育事業發展具體事務交由社會打理,由競技體育市場進行自我調節,不斷糾偏,從而實現社會各行業的多元參與與協作,真正達到政府、社會、競技體育事業三邊互利共贏局面。

另外在競技體育產業化方面,政府應確立提升競技體育總量與打造競技體育品牌意識,鼓勵競技體育社會多元化投資,適度放權為區域競技體育協作起到真正的引導與調節作用。2010年3月出臺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的指導意見》指出:“加強對體育產業發展的區域布局,根據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和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合理規劃,協調不同地區的體育產業發展。”這是中國首次以國家層面針對于體育產業發展發布的政策性文件,足以說明競技體育產業在新時期我國市場經濟中的地位。現代競技體育的高水平發展也決定了其市場化的需求。競技體育協作機制理念是建立在以市場為平臺,追求效益為目的而進行的整合性研究的結果,因此將競技體育產業化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因素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4  結論

1)持續不斷的競技體育戰略優化設計是中國競技體育邁向強國之旅的關鍵環節。面臨新時期的競技體育發展新階段,如何提升中國的競技體育國際競爭力,全面推進競技體育產業高速前行,提高競技體育綜合效益,使之契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現實,并同其他產業協同并進發展也就成為競技體育戰略研究必然,同時也必將為中國競技體育戰略理論與競技體育實踐提供理論支撐與智力支持。

2)中國競技體育歷經萌芽階段、發展階段、深化階段和新階段4個時期。萌芽階段戰略模式以計劃模式為主導,以“奧運爭光”“全運奪金“為主軸,其成果是新中國競技體育快速發展的核心基石;發展階段由于萌芽階段的中國競技體育戰略的諸多部分已漸漸不能適應中國社會與經濟快速發展的現實,于是中國競技體育戰略也進行了部分調整,市場逐趨進入競技體育產業,競技體育市場初露端倪,中國競技體育蹣跚前行緩慢發展;深化階段基于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競技體育迎來一個發展快速時期,競技體育市場逐漸成型,競技體育發展形成“舉國體制”與“市場機制”協同共進戰略模式。但同時區域經濟失衡導致國家競技體育戰略總體規劃與區域競技體育戰略分化矛盾日趨凸顯,形成強區恒強,弱區愈弱態勢,并具有相當的“馬太效應”; 新階段中國競技體育戰略必須進行深度改革,充分實現市場主導,舉國協調,戰略模式統分結合,合理競技體育資源分配,實現區域較均衡發展。

3)區域經濟不均衡是制約中國競技體育整體水平提升的首要因素。在中國四大經濟區域中,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競技體育穩居前三,中部地區隨后,東北地區、西部地區較弱。中國競技體育發展極度不均衡的核心原因在于經濟發展失衡、競技體育地區投入差異過大。其解決策略在于:今后一段時間內,在經濟層面要優先發展東北地區、西部地區,以及不同區域內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地區,對這些落后地區實行競技體育資源分配相對傾斜政策,實現落后地區競技體育精準扶貧,同時地區本身也要加大競技體育經費投入。

4)區域競技體育布局調控缺乏,盲目性與攀比性嚴重損害中國競技體育的健康發展。中國各區域,無論是區域間還是區域內部各亞區域,競相發展大而全的競技體育,缺乏宏觀整體的規劃與布局,導致諸多重復,忽視區域共享、協向并進,競技體育綜合效益與總量得不到有效的提升。其解決策略在于:剔除“功利主義”“金牌至上主義”,淡化“奧運爭光”戰略以及“全運”發展戰略。實現分層、分區、分重點設立競技體育項目,充分實現區域內外協向共進,多方共贏競技體育發展格局。

5)競技體育市場不成熟導致競技體育資源利用的有效性得不到充分的發揮。中國長期的“舉國”競技體育體制使得中國的競技體育市場發展緩慢,競技體育市場制度與相關領域的法規制度存在諸多真空,競技體育資源分配缺乏嚴格依據與科學的考量標準,極大遏制了競技體育資源的利用率,從而造成極大的競技體育資源浪費,競技體育資源利用的時效性與經濟性不高。其解決策略在于:加強競技體育市場相關法律、法規建設,培育競技體育中介,建立并完善區域競技體育協作組織,規范競技體育市場,建立計劃與市場雙控競技體育資源調配模式,市場化不高的項目由舉國體制運營,市場化程度高的項目交由市場打理,充分實現“舉國體制”與“市場機制”深度交融。

6)傳統區域理論限制了中國區域競技體育戰略的優化設計。傳統區域競技體育戰略設計主要是依據區域地理環境、社會經濟因素以及競技體育自身3個因素來設計與考量的,基本策略構建以三因素為考量基礎,然后根據行政地域、區域自身特征進行戰略制定,缺乏時空上的縱向與橫向考量。所以即使是同一區域的不同亞屬區域也呈現出較大差異,更不用說不同區域間的差異。其解決策略是:充分依據自身區域地理、經濟特點制定競技體育戰略發展規劃,同時與其他區域共建競技體育區域戰略共榮圈,求同存異,優劣互補,實現橫向縱向交叉融合協向共進區域競技體育戰略構架。

7)計劃與市場矛盾重重,競技體育資源分配畸形導致資源整合度不高,競技體育產業的綜合效益不能得到有效的提升。中國競技體育資源過度傾斜各級行政中心地域,并且行政中心地域對區域內或區域外經濟薄弱區域的競技體育資源過度掠奪,造成資源浪費與資源極度貧瘠兩級分化現象。“計劃慣性力”一直穿透在中國競技體育戰略制定的整個過程中,市場調控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使得競技體育產業發展活力不足。其解決策略是: 合理分配競技體育資源,競技體育戰略規劃實現統分結合,依據地域特點、經濟現狀、差別比較制定契合區域實際的多元、多層次競技體育戰略目標,節制資源浪費,提高資源利用率,創新競技體育區域協作、融合機制,搭建區域競技體育有效協作平臺。

——摘自:王三保,中國競技體育發展戰略的困境及突破路徑研究——《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19.10

2021年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WADC)的修改評述 ——基于與2015年版WADC條款的對比

為了回應體育運動中興奮劑斗爭新形式和國際人權方面準則和判例的變化,2017年11月,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orld Anti-Doping Agency,簡稱WADA),啟動了2021年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World Anti-Doping Code,簡稱WADC)的修訂程序。經過2年多的征求意見和磋商談判,2019年11月,在波蘭卡托維茲舉行的世界反興奮劑大會上,WADA理事會審議通過了新修訂版的WADC,新版WADC結合體育、社會、醫學和科技領域近年來的發展變化做出了完善,將從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WADC是協調世界范圍內體育組織和相關機構反興奮劑政策、規則的基礎性文件,迄今為止,已有包括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國際殘疾人奧林匹克委員會(IPC)在內的660多個組織和機構接受WADC,WADC的修改將對世界反興奮劑斗爭產生重要影響。我國作為WADC的約束方,也需要根據WADC的變化相應調整我國反興奮劑政策和法律。因此,基于2021年版WADC與2015年版WADC條款對比,探究其內容變化,對今后我國反興奮劑理論研究和具體實踐都具有重要意義。

1  強調運動員健康和權利保護的基本原則

與之前幾次WADC的修訂不同,2021年版WADC較少關注基本原則部分,把目光更多集中在解決相關方在應用2015年版WADC時產生的技術問題,不過仍然有2處重要的修改。一是2021年版WADC將健康提到了基本原則的首要位置,強調了保護運動員健康的重要性,這背后跟歐洲人權法院的意見有關,在反興奮劑實踐中,諸多措施面臨合法性審查。而WADA原先一直強調的“維護干凈體育”更多側重道德范疇,很難成為數據處理的合法性基礎,歐洲人權法院在最近的裁決中以運動員健康為主要理由,維持了WADC的行蹤申報制度的合法性。在此背景下,WADA倫理工作組對WADC基本原則進行了額外的修改,以更好地說明WADC的倫理基礎,避免落入合法性的困境。

同時,為了回應近些年日益高漲的運動員權利訴求,應WADA運動員委員會建議,2021年版WADC基本原則部分納入運動員權利,體現了對運動員權利的關注和重視,并將運動員權利保護貫穿于整個WADC之中。從法理上講,個人并非組織管理的客體而是主體,不能以過度犧牲個人的利益來滿足組織管理的目的。保障涉興奮劑運動員的程序正義和實體公正,與保護“干凈體育”同樣重要。在2015年版WADC已經凸顯弘揚人權、切實保護運動員及運動輔助人員合法權益的基礎上,2021年版WADC明確將運動員權利寫入基本原則,另外,WADA在修訂2021年版WADC的過程中還同步制定通過了《反興奮劑運動員權利法案》,作為運動員權利保護的概括性文件,在該法案中匯總了各個反興奮劑文件中明確規定的運動員權利和反興奮劑背景下全面保護運動員權利的其他最佳做法。可以看出,2021年版WADC相比2015年版在運動員權利保護方面更進了一步。

2  修改和完善興奮劑違規的認定

對于何種行為構成興奮劑違規是反興奮劑中最重要的問題,2015年版WADC規定了10種違規行為,但在實踐中出現了諸多爭議。2021年版WADC對爭議規則進行了進一步明確。

2.1  新增違規事由

2015年版WADC相比,2021年版WADC新增了多項違規事由,一是運動員或其他人阻止或報復興奮劑舉報行為(第2.11條),運動員和其他人任何威脅或恐嚇舉報人,阻止其善意地向反興奮劑組織、執法機構、監管或專業紀律機構、聽證機構、WADA和反興奮劑組織調查人員提供涉嫌違反興奮劑規定信息,以及報復舉報人的行為,均被視為興奮劑違規,對這些違規行為視嚴重程度處以2年至終身的禁賽。WADA近些年一直致力于構建“內部舉報人”這一更貼近監管視角的制度來強化打擊的效果。該條款主要是為了保護舉報人,同時也擴大反興奮劑組織的情報來源。但是該條款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主要是對興奮劑舉報行為的界定尚未明確。

二是將企圖共謀也視為興奮劑違規(第2.9條),共謀是指協助、鼓勵、資助、教唆、策劃、掩蓋興奮劑違規,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故意合謀的違規,2015年版WADC對企圖共謀是否屬于興奮劑違規未予明確規定,導致實踐中容易出現分歧。2021年版WADC明確增加了企圖共謀作為違規事項,也就是說,對于興奮劑故意共謀行為,無論是企圖共謀還是實際共謀既遂都將被視為興奮劑違規,體現了WADA對于興奮劑故意共謀行為打擊力度的加強,背后的法理也不難理解,共謀行為往往波及面廣,具有較大的危害性。三是修訂了篡改的定義(第2.5條),2015年版WADC第2.5條和2.5條釋義中以列舉的方式描述篡改行為,導致篡改行為的適用范圍不明確,運動員也常以“不屬于篡改行為”提出抗辯,在2021年版WADC中,不再明確篡改行為的具體定義,理論上,運動員在反興奮劑管制中任何欺詐行為都可視為“篡改”,很多利益相關方提出的運動員在結果管理和聽證過程中提交虛假證明文件或獲取虛假證人證言也被列入“篡改”的行為中,被視為單獨的一次興奮劑違規行為。

2.2  修改部分違規行為的認定

一是不同于2015年版WADC只規定可將運動員的B樣品分離,2021年版WADC允許將單個A樣品或B樣品分離,用于初始分析和確認分析的2個部分(第2.1.2條),確認分析發現違禁物質或其代謝物或標記物的存在或者運動員放棄確認分析被視為興奮劑違規。二是將非典型結果的實驗室報告擴展到內源性物質以外(第2.1.4條),按照實驗室國際標準,實驗室應報告違禁物質的存在,當實驗室將樣品檢測作為非典型結果報告時,負責結果管理的反興奮劑組織有責任進行審查和必要的調查,以確定是否將非典型結果作為陽性檢測結果提交。根據2015年版WADC,實驗室只將涉及由人體內產生的內源性物質作為非典型結果報告,2021年版WADC刪除了“內源性物質”,允許WADA制定一份可能被報告為非典型結果的其他違禁物質清單,并由此引發調查。例如:在樣品中檢測到微量克倫特羅(clenbuterol),此元素非內源性物質,但此種元素多源于潛在的肉類污染。因此,有必要將非典型結果的報告類別擴大到內源性物質以外,由負責結果管理的反興奮劑組織進一步調查,以保護運動員免受食品污染導致的陽性檢測結果。這樣的改變集中體現了WADA的一貫作風,在維護公平的基礎上提升打擊的準確性,嚴格區分真正欺詐者和過失違紀者。

2.3  修改部分違規行為的證明

一是明確了反興奮劑組織可以通過任何可靠的方式證明部分類別的興奮劑違規行為,根據2015年版WADC,樣本只能在已獲得WADA認可的實驗室,或WADA批準的實驗室進行檢測。考慮到經濟因素和地理便捷,如血液分析需要在規定的期限內從采集點運送到實驗室,WADA可能會批準未經WADA認證的實驗室進行特定分析。根據2021年版WADC,對于第2.1條下的興奮劑違規,即樣本中發現禁用物質或其代謝物或標記物,只能使用WADA認證或批準的實驗室結果。對于其他興奮劑違規,可以通過任何可靠的方式確定與違反興奮劑規定有關的事實,即法醫分析,如指紋或DNA分析可由未經WADA認證或批準的實驗室進行,只要其證據可靠。二是降低了反興奮劑組織在結果偏離中的證明責任,2015年版WADC規定了“如果運動員或其他當事人證實出現過違背國際標準或其他反興奮劑規則的情況,并可能導致陽性檢測結果,則出現證明責任轉移”,即反興奮劑組織有責任證實,該偏離并沒有導致陽性檢測結果。2021年版WADC第3.2.3條進一步具體化在哪些情形下出現證明責任轉移,而在其他情況下反興奮劑組織的行為可能會引起合規問題,但不能用作當事人的抗辯。同時對第3.2.3條的釋義清楚地表明,在未能通知運動員B樣品開啟的情況下,反興奮劑組織可以通過讓1名獨立觀察員見證B樣品的開啟和分析來證明其并沒有導致陽性檢測結果,這些修改也沿襲了WADA便捷反興奮劑組織證明責任的通常作風。三是明確了樣品的進一步分析和限制(第6.5條和第6.6條),關于進一步分析樣品的條款分為2個部分,若為陽性檢測結果,在樣本檢測結果通知運動員之前,對樣品的重復分析沒有限制。運動員接到樣本檢測結果通知后,只有在運動員同意或聽證機構批準的情況下,才能進行附加分析。這樣做的理由是,出于合理預期,一旦運動員接到樣本檢測結果的通知后,就不應在聽證程序中再對附加的樣品分析結果作出回應。如果進一步分析是必要適當的,那么可以在聽證機構的主導下進行。若為非陽性檢測結果,發起和指導樣品采集的反興奮劑組織或WADA進一步分析無限制。其他有權對運動員進行進一步分析的反興奮劑組織,經發起和指導樣品采集的反興奮劑組織或WADA許可,可對儲存的樣品進行進一步分析,并負責任何后續的結果管理。

此外也修改了禁止合作違規認定中的證明(第2.10條),禁止合作是指禁止反興奮劑組織管轄下的運動員或其他當事人,在其職業或與體育相關的范圍內與因興奮劑違規而被禁賽或因興奮劑問題受到刑事、紀律、職業處罰的運動輔助人員合作,自該條款納入2015年WADC以來,根據該條認定的興奮劑違規案件寥寥無幾,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世界范圍內運動輔助人員不計其數,要求反興奮劑組織必須預先通知非常困難,事實上就成為了一個虛置的條款。針對這一問題,2021年版WADC進行了修正,消除預先通知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由反興奮劑組織證明運動員知道運動輔助人員不具備資格,運動員若要抗辯,需證明與運動輔助人員的合作不具有與專業或體育有關,或者該合作無法避免。但該條款還存在適用上的困境,WADA本意是想降低預先通知的義務,但是由反興奮劑組織證明運動員知道運動輔助人員不具備資格還存在困難,該義務的證明負擔過高,反興奮劑組織缺乏履行的條件,但是如果僅以推定的方式,即推定運動員知道WADA網站上公布的不具備運動輔助人員的名單,則加重了運動員的舉證負擔。

3  修改和完善興奮劑違規的罰則

3.1  新增處罰的規定

一是增加了簽署方可對其他體育機構進行制裁,當簽署方意識到其管轄權范圍內的一個成員組織或其他體育機構未能履行反興奮劑義務時,簽署方應對該組織或機構采取適當行動,行動包括將該組織或機構的所有或某些成員排除在今后特定的比賽或在特定時期內比賽之外。該條的措詞清楚地表明,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或國際殘疾人奧林匹克委員會對成員國的紀律處罰或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對成員國的紀律處罰可能包括將該國運動員排除在其賽事之外,這主要是為了回應俄羅斯的集體興奮劑事件,肯定了集體禁賽措施的合法性,將對組織集體興奮劑事件形成強大威懾,但該條款是否有侵犯運動員參加國際賽事的權利仍然有待進一步商榷。

二是對違反臨時停賽的處罰加以附加規定(第10.14.3條),不遵守臨時停賽不是單獨的興奮劑違規,但關于具體如何制裁,2015年版WADC未明確規定,2021年WADC增加了一項新的規定,如果運動員在臨時停賽期間違反了禁止參賽的規定,則該運動員在臨時停賽期間不僅得不到任何積分,而且比賽結果也將被取消,同時運動員最終的禁賽期也不能以臨時停賽來折抵。這一改變提升了臨時停賽的效力,避免因不同國家和體育項目之間關于臨時停賽的規則不同而造成沖突。

3.2  提高處罰的嚴厲性

一是重新引入“加重情節”的條款(第10.4條),2021年版WADC規定,根據違規的嚴重程度和加重情節的性質,有理由施加超過標準處罰的禁賽期限,即在適當的情況下可增加0—2年的禁賽期。這主要是為了加大違紀處罰的威懾力,讓游走在興奮劑邊緣的運動員能夠“望而卻步”。回溯2003年版WADC到2021年版WADC的變化,可以發現增加制裁的嚴重性和延長禁賽的期限一直是個趨勢。2003年版WADC規定了興奮劑違規2年的禁賽期限,2009年版WADC規定了在出現加重情節的情況下,增加本應適用的禁賽期限。2015年WADC將興奮劑違規的禁賽期從2年增加到4年,2021年版WADC再引入加重情節條款,在出現加重情節的情況下,延長禁賽期限。

二是加大對“共謀”的處罰上限(第10.3.4條),2015年WADC對違反“共謀”(第2.9條)的禁賽處罰最短為2年,最長為4年,但是考慮到在某些情況下,涉及“共謀”的違法行為可能與涉及“管理或企圖管理”的違法行為(第2.8條)非常相似,而違反第2.8條的處罰是4年到終身禁賽。為了在某些共謀的處罰中保留一些更大的靈活性,同時為了避免可被視為“管理或企圖管理”的嚴重共謀行為也受到4年處罰上限的爭議,共謀的禁賽期限在第10.3.4條進行了修改,改為2年至終身禁賽。

3.3  增加處罰的靈活性

首先增加了關于“濫用毒品”的規定(第10.2.4條),違反興奮劑規定涉及濫用毒品的,運動員能夠證明任何攝入或使用是在賽外發生的,并且與運動表現無關,則禁賽期為3個月,如果運動員成功完成了負責結果管理的反興奮劑組織批準的濫用毒品治療計劃,則禁賽期為1個月。該條款主要是為了回應很多利益相關方反饋的對街頭毒品制裁的質疑,尤其是可卡因問題,因為這些毒品的使用是整個社會的一種現象,與提高運動成績的關系微乎其微,運動員持有和使用毒品并不會影響公平競賽環境,體育組織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保證公平競賽上,對毒品的管制不是體育組織的責任。很多學者也指出,與其花費大量資源就濫用毒品案件的禁賽期限在聽證會上唇槍舌戰,不如投入到實質影響體育競賽公平的興奮劑調查和興奮劑違規處理上。2021年版WADC采納了此種觀點,規定濫用毒品的禁賽期是3個月,這就不需要為適當的處罰期限舉行昂貴的聽證會,同時運動員可以通過完成一個毒品治療計劃,將禁賽期限減少到1個月,這也體現了對運動員健康的保護。

二是在逃避、拒絕提交樣品收集(第2.3條)或篡改(第2.5條)中增加了制裁的靈活性(第10.3.1條),相比較2015年WADC,對逃避、拒絕提交樣品收集或篡改的禁賽期限為4年,2021年WADC規定了如果運動員或其他當事人能夠確定特殊情況,證明有理由縮短禁賽期,則根據運動員或其他當事人的過錯程度,禁賽期可為24年,如涉及受保護運動員或業余運動員,則根據受保護運動員或業余運動員的過錯程度,禁賽期限最長為2年。

三是解決補充劑和其他產品中常見污染物的問題(第10.6.1.2條),在過去的10年中,WADA認可的實驗室檢測運動員樣本中微量違禁物質的能力大大提高。分析靈敏度的提高使得更容易發現故意使用的違禁物質,然而也增加了陽性檢測結果可能由補充劑或其他產品的污染引起的可能性。根據2015年版WADC和國際體育仲裁院的判例,運動員因產品污染想要獲得減少處罰,必須能夠識別其使用的導致陽性檢測結果的受污染產品,通常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規則,以保護干凈運動員的權利。然而,在有些情況下,陽性檢測結果涉及的違禁物質含量非常低,在受污染的產品中都會出現這種情況,導致運動員無法具體識別導致陽性檢測結果的補充劑或其他產品的污染。在這種情況下,不允許減少處罰,這對運動員來說其實是不公平的,2021年WADC對此作了修改,規定了在違禁物質來源于受污染產品的情況下,視過錯程度,處罰為譴責至2年的禁賽。

四是規范了對“受保護者”和“未成年人”的處罰,根據2015年版WADC,對未成年人(18歲以下的人)適用更為靈活的處罰規則,包括1)無需確認違禁物質如何進入運動員身體系統,以從無重大過錯或過失規則中獲益2)在無重大過錯的時候,最低制裁是一種譴責3)不強制性公開披露。2021年版WADC有2個重要的變化,首先,這些適用更靈活處罰規則的“受保護者”范圍進一步擴展,也包括那些由于年齡以外的原因而被認定在適用的國家法律框架下為缺乏行為能力的個人。其次,應運動員代表的要求,16歲以上的精英運動員不包括在“受保護者”的定義中,考慮他們作為“未成年人”,將被免除第14.3.2條規定的強制性公開披露。同時也規定了允許對“業余運動員”在處罰上施以更多的靈活性。根據2015年版WADC,反興奮劑組織不需要測試低水平的業余運動員,如果他們測試并且出現了陽性檢測結果,那么適用專業運動員的違規處罰后果同樣適用這部分運動員。不過考慮到這些業余運動員并沒有像專業運動員一樣有機會接受反興奮劑的教育,2021年版WADC規定業余運動員也可以與“受保護者”一樣從靈活的制裁措施中受益。

3.4  改進多次違規的處罰

2021年版WADC改進了多次違規的處罰(第10.9條),2015年版WADC規定,只有反興奮劑組織確認運動員或其他當事人接到第1次違規通知后,或者在反興奮劑組織已采取合理措施發出該通知后,運動員或其他當事人再發生違規時,才能認定為第2次興奮劑違規,否則,多次興奮劑違規將被合并視為1次單一的初次違規,按較重的那次給予處罰。該條款適用于運動員在同1個興奮劑周期內2次檢測結果呈陽性的情況,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運動員不應因第1次和第2次違規而受到更嚴厲的處罰。但如果反興奮劑組織發現在第1次違規通知之前有更早的興奮劑違規時,根據2015年版WADC處理方法,將2次違規一并視為第1次違規,實施2次制裁中較長的那次,其合理性就有待商榷。伴隨著近年來進一步加大對舊樣品檢測結果的回溯分析,該問題愈發突出,2021年版WADC試圖解決這個問題。根據2021年版WADC,如果反興奮劑組織能夠確定先前未發現的違規行為發生在第1次被處罰的違規行為之前的12個月以上,則后發現的違規行為應作為第1次違規行為進行處罰,在之前發現的違規行為禁賽期之后單獨裁決。也就是說,如果運動員因最近的興奮劑違規被處罰,又被發現12個月前有興奮劑違規行為,后發現的違規行為可作為獨立的違規行為,從而制裁該運動員,但它不視為運動員第2次違規加重處罰(第10.9.3.2條)。

同時在第10.9.1條中,對第2次興奮劑違規禁賽期的計算公式進行了修改,使結果更加相稱,而不是過分依賴于2次違規發生的順序。在2015年版WADC下,如果運動員因第1次違規受到3個月的禁賽處罰,因第2次違規行為將受到4年的禁賽處罰,那么他將因第2次違規行為受到8年的禁賽處罰(第2次違規正常處罰的2倍)。而如果違規行為發生的順序相反,運動員因第1次違規受到4年的禁賽處罰,因第2次違規行為將受到3個月的禁賽處罰,運動員只會受到2年的處罰(第1次違規處罰的一半和第2次違規處罰的2倍中的較大者),這無法體現處罰的相稱性。2021年的WADC第10.9.1.1條重新規定了第2次違規禁賽期的計算公式,范圍為“第1次違規處罰的禁賽期限加上第2次違規處罰的禁賽期限之和”與“第2次違規視為第1次違規處罰的禁賽期2倍”之間。根據該計算公式,在上面描述的第1個例子中禁賽期限的范圍是4年零3個月到8年。在上述第2個例子中禁賽期限的范圍是6個月到4年零3個月,這使得可以在此裁量范圍內對第2次違規實施更相稱的禁賽處罰。

3.5  細化了減輕處罰的規定

一是擴大“切實協助發現或證實興奮劑違規”的范圍(第10.7.1.1條),進一步減輕提供切實協助人員的處罰(第10.7.1.2條),根據2015年版WADC,運動員或其他當事人向反興奮劑組織、刑事機構或專業紀律機構提供與興奮劑違規有關的切實協助,可能會被暫緩實施禁賽期或其他后果,2021年版WADC擴大了切實協助的適用范圍,增加了“導致WADA對簽署方、WADA認可的實驗室或運動員護照管理部門不遵守條例、國際標準或技術文件提起訴訟”和“經WADA批準,導致刑事機構或紀律機構提出刑事犯罪指控,或除興奮劑外的其他有違體育誠信行為的指控”,同時增加了“在提供切實協助的情況下,可以通過WADA協商換取避免強制性公開披露”的規定,這有利于鼓勵違規人員的切實協助,降低反興奮劑組織的打擊成本,也無形中促進了相關方對WADC的遵守。

二是刪除了在面臨“逃避或拒絕樣本采集或篡改”中立刻承認興奮劑違規(原10.6.3條)和在反興奮劑組織指證運動員或其他當事人的違規行為后,立即承認違規行為的條款(原10.11.2條),這2個條款都容易導致歧義和誤解,新增結果管理的條款(第10.8條)。新條款分為2部分,第1部分規定如果運動員或其他當事人被發現可能有違反興奮劑規定的行為,將面臨4年或4年以上禁賽處罰,立即承認興奮劑違規行為,并在收到興奮劑違規指控通知后20天內接受給予的禁賽處罰,將獲得1年的禁賽期減免。第2部分規定運動員或其他當事人可通過承認興奮劑違規,與反興奮劑組織簽訂案件和解協議,獲得減少禁賽期和將禁賽期開始時間提前的待遇,案件和解協議的簽署由WADA和反興奮劑組織自由裁量,允許減少的處罰不受聽證機構決定或審查,不得上訴。這2個部分都為運動員或其他當事人承認違反興奮劑規定提供了一些動力,并在不過分從寬的情況下節省了反興奮劑組織興奮劑調查和聽證的費用。

三是禁止清單變更的非追溯效力(第27.6條),2021年版WADC明確了禁止清單和與禁止清單上物質有關的技術文件不得追溯適用。有一個例外是當違禁物質被從禁止清單中刪除時,由于該違禁物質而正處于禁賽期的運動員,可以向實施制裁的反興奮劑組織提出,鑒于該物質已從禁止清單中刪除,申請減少禁賽期,體現“從舊兼從輕”的原則。

四是修改了不可歸因于運動員或其他人延誤的禁賽期間起算(第10.13.1條),2015年版WADC中的第10.11.1條規定了如在聽證過程中或興奮劑管制的其他方面出現了不可歸責于運動員或其他當事人的實質性延誤,實施處罰的機構可將禁賽期的起始日提前到樣本采集之日,或自最近發生的另一興奮劑違規行為發生之日起算。但該條款在適用過程中出現了很大的爭議,主要在于舉證責任的含糊不清。2021年版WADC對此作了明確,確定延誤不可歸咎于運動員或其他人的舉證責任在于運動員或其他人,并補充了一項釋義,在涉及長時間調查的案件中,特別是在運動員或其他人采取明確行動避免偵查的情況下,該條款提供的禁賽期起算時間的靈活性不應被適用。

4  修改完善興奮劑處罰的救濟與執行

4.1  規定更嚴格的公平聽證標準

在結果管理中,為運動員或其他人提供及時、公平和公正的聽證機會是歐洲《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第6條第1款的要求,也是國際法普遍接受的原則。2015年版WADC規定了公平聽證的要求,但該條款下“公平聽證小組”要求并沒有得到所有簽署方的遵守,在某些情況下,部分工作人員同時參與興奮劑調查、指控興奮劑違規、參加興奮劑違規聽證,導致“公平聽證”在實踐中遭到很多利益相關方的質疑。2021年版WADC回應了此項質疑,增加了聽證小組“業務獨立性”的要求(第8.1條),要求聽證小組與案件的調查、處罰決定的變更以及案件的仲裁、訴訟部門相互獨立,最大程度地保障運動員正當程序的權利。

4.2  明確興奮劑處罰的上訴審查范圍

2021年版WADC第13.1.1條明確了上訴審查的范圍。在上訴案件中,任何一方當事人都可以提出第1次聽證會上未提出的證據、法律論點和主張,只要他們是由第1次聽證會上同一訴訟事由或者大致相同的事實、情形引起的,在第13.1.1條釋義中增加了1個例子,以進一步說明“基于相同的基本事實,可以在上訴時提出不同的興奮劑違規指控”的觀點。例如運動員在初次聽證會上僅被指控犯有篡改行為,但同樣的行為也可能構成共謀,上訴方可在上訴程序中對該運動員提起篡改和共謀的指控,但這可能會違反運動員的合理預期,使得運動員在上訴程序中無法及時制定有效的辯護策略。此外,修改了涉及國家級運動員的上訴(第13.2.2條),根據2015年版WADC,國家級運動員的上訴通常由國家級上訴機構審理,而不是由國際體育仲裁院(CAS)審理,本條款的修改明確了如果國家級上訴機構的機構設置不公平公正或者在業務上不獨立,運動員或者其他人有權向CAS提出上訴。

4.3  可靈活執行公開披露

根據2015年版WADC,在做出最終上訴決定或這一上訴被放棄,或放棄聽證,或已宣布的違規未受到及時質疑的情況下,負責結果管理的反興奮劑組織必須在20天內公布該興奮劑事件的處理結果,包括運動項目、違反興奮劑規則、違規運動員或其他當事人的姓名、使用的違禁物質或禁用方法以及處理后果。但隨著各國數據保護的日益嚴苛,考慮到公開披露可能違反部分國家法律,增加了對第14.3.2條的釋義,以明確在國家法律禁止的情況下,未根據第14.3.2條進行公開披露不被視為違反條例,這也體現了大數據時代對運動員數據權利的尊重。

4.4  完善處罰的約束力

在反興奮劑活動中,推進相關國際組織的職能和興奮劑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避免各自為戰也是重要的任務。2021年版WADC第15條規定,除了重大賽事組織方(Major Event Organization,簡稱MEO)的決定外,所有簽署方的反興奮劑組織的結果管理決定在全世界所有體育運動中自動得到認可,同時對2015年版WADC未予明確的臨時停賽相互承認予以明確,規定所有臨時停賽決定對其他簽署方具有約束力。同時2021年版WADC增加了第7.5.1條,以明確反興奮劑組織不得將其決定局限于特定的地理區域或體育項目。這主要是針對當下一些反興奮劑組織對他們的決定作了限定,其他組織必須重啟自己的程序來宣布某些運動員沒有參賽資格。從2021年版WADC第7.5.1條連同2021年版WADC第15條可以看出,簽署方可在世界范圍內對所有體育項目施加影響,而無需采取進一步行動。但對于MEO的結果管理決定有例外情況,當運動員對MEO的決定提出上訴的唯一機會是通過賽會快速程序時,這些決定的影響不超過主要賽事的范圍。此外還規定了WADA有權要求反興奮劑組織進行結果管理(第7.1.5條),在反興奮劑活動中偶爾會有這樣的情況,即擁有結果管理權的反興奮劑組織拒絕進行結果管理。2021年版WADC明確了如果反興奮劑組織拒絕在WADA規定的合理期限內進行結果管理,則該拒絕應視為違反條例的行為,WADA可指示另1個具有結果管理權的反興奮劑組織進行結果管理,其結果管理費用和律師費由拒絕管理的反興奮劑組織承擔,拒絕管理的反興奮劑組織拒絕承擔費用也視為違規行為。

5  結語

2021年版WADC吸收了近些年來反興奮劑斗爭的經驗,回應了諸多反興奮劑實踐中的爭議問題。從條款內容變化來看,2021年版WADC進一步凸顯了運動員權利保護,不僅在基本原則部分納入運動員權利,也將運動員權利保護貫穿于整個WADC之中,特別是將非典型結果的實驗室報告擴展到內源性物質以外,規范減輕處罰,規定更嚴格的公平聽證標準等,無論從實體還是程序上都體現了對運動員權利的重視,也進一步體現了遵從處罰相稱性的原則,特別是改進多次違規的處罰,增加處罰的靈活性。但也依舊存在著一些不足,如在條款定義方面,何種情況屬于“加重情節”未予明確,何為“善意舉報”也尚待解釋。總體來說,2021年版WADC較2015年版WADC有了很大的進步和發展,應充分肯定修改內容,積極按照其規定完善我國反興奮劑的政策和法規。

——摘自:徐偉康,2021年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WADC)的修改評述——基于與2015年版WADC條款的對比——《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20.04